一天上班最多14小时插管才穿全套防护服

原标题：一天上班最多14小时 插管才穿全套防护服

4月8日，意大利罗马，医务人员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取样。 新华社发

口述者：PierangeloIozzia (意大利人，都灵某医院麻醉科医生)

口述时间：4月8日 执笔者：吴淑华

我是一名麻醉科医生，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首府都灵市的一家医院工作。皮埃蒙特大区紧邻重灾区伦巴第，都灵是伦巴第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截至4月8日，都灵新冠肺炎患者确诊6595例，在意大利城市中排行第四，前三名的城市都在伦巴第，分别是米兰、贝加莫、布雷西亚。

一天上班14小时，再也没有了周末

前几天值夜班，一位护士同事给我看了她在3月3日收到的一条短信。短信来自她在贝加莫医院工作的同学，短信说：“这里一片混乱，病人太多，我们没有足够的病床。”我想，如果我在当时看到这一条短信，我一定会觉得她是在夸张。没想到，几天之后，类似的场面就在都灵上演了。

直到自己身临其中，我都无法想象情况会发展成这么严重。1月份中国武汉暴发疫情时，我也有关注，还专门查过新冠病毒的资料。我知道那是一种类似于SARS的冠状病毒，中国全国都居家隔离了。当意大利某些病毒学家说这只是一场大流感时，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我知道病毒的致命性不容小觑，但我想不到的是，它的传染性比流感要强得多。

3月初，我刚搬进新买的房子，心思都在买家具上。当时意大利的疫情主要集中在伦巴第，我没有太在意，甚至还在计划旅行。猝不及防地，我们开始要不停地加班。一天12小时，甚至14小时，加了一天，又加一天，再也没有了周末。我不仅只在原来的医院上班，也要去附近的两家医院轮值。原来夜班只要2个麻醉医生，现在增加至4个。我算了一下，在3月第一周休假的情况下，3月份我总共工作了220小时。

医院一个月改了10次通道

每天上班都要想怎么走

都灵的第一个确诊病例出现在2月22日，即意大利疫情正式暴发的第二天。当时意大利只有最初爆发疫情的11个小镇被封锁，其余地方依然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我不知道新冠病毒是如何在都灵悄然流行起来的，大概是从3月8日起，我们医院开始迎来了源源不绝的新冠肺炎病人。

这种局面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一开始我们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初期我们的急诊部甚至没有分流新冠病人和非新冠病人。现在回想，在当时的混乱状态中，很有可能也发生了院内交叉感染。3月份我们医院经历了多次改造，仅仅是新冠病人通道就改道了不下十次。那时我每天回到医院都要想一下应该怎么走。

作为麻醉科医生，我主要负责病人的麻醉和插管工作，是重症监护室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有7个床位，已经被原有的非新冠病人占据。为了接纳新冠病人，我们把所有手术都押后了，把手术室临时改造成了重症监护室，增设了6个床位。我们的住院部经改造后划分了新冠病区和非新冠病区。

辗转大区几个城市

为75岁患者找ICU床位被责备

我有时在重症病房值班，有时在普通病房，有时在急诊科。每天回到医院，交接的同事会交给我一张清单，我会按清单到各个楼层的病房去巡视。现在各个科室医生护士都在一线抗疫，但不是所有人都有使用相关仪器的经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

压力最大的岗位在急诊科。急诊的新冠病人多数都会有呼吸困难的症状，如果情况不太严重，可以在急诊现场上无创呼吸机。有的人无创方式不能凑效了，就要采取有创的方式，即需要麻醉插管了。这时候，我们会酌情给病人找一张ICU床位。

我们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早就住满了。皮埃蒙特大区的卫生系统有负责统筹ICU床位的专线电话，我首先要拨通电话，询问大区内是否有空床位。有很多次，我一路跟着救护车，陪病人到大区的另一个城市找有空床位的医院。

有一次，急诊科一位75岁的病人生命垂危。他身体良好，是个网球爱好者，一开始也很健谈，我挺喜欢他。随着症状加重，无创呼吸机已不能满足他的吸氧需求，不及时插管，他就会死。我希望救他一命，打电话为他寻找床位，结果在皮埃蒙特大区和利古里亚大区交界的NoviLigure镇找到了一张床位。

那是皮埃蒙特大区的边缘地带，距离都灵有近两小时的车程。我先换上防护服，为病人注射麻醉剂，为他插管，再陪他上救护车。前后花了三四个小时，才赶到了那边的ICU病房。而对方见到病人，第一句话却是责备我的：“您给我们送来了一位75岁的病人。要是之后有一位45岁的病人，您让我们怎么办呢？”言下之意，是怪我浪费了宝贵的ICU床位。

此前意大利的麻醉、镇痛、复苏和重症监护学会曾发布了一份建议文件，提出可能需要为重症监护室设置“年龄门槛”，把稀有资源留给更有生存希望和预期寿命更长的人。我们决定是否把病人送进ICU时确实会考虑年龄因素。

浮潜面罩改造成呼吸机面罩

医疗物资是短缺的，但也有社会各界热心人士踊跃捐赠。我们每天在医院都会接收到不同的物资。比如不久前都灵足球队就捐赠了一批呼吸机。由于各团体的捐赠物资各不相同，我们每天都要研究一下怎么使用。

最近我们收到了迪卡侬公司捐赠的一批浮潜面罩，用以代替传统的吸氧面罩。这是布雷西亚的一位医生的创意，迪卡侬公司给他们提供了一款潜水面罩的图纸，而当地一家3D打印公司则负责生产连接面罩和氧气管的零件。通过他们的改良，利用市面上已有的潜水面罩，填补了目前医院吸氧面罩的短缺。这种面罩的优点是没有多余耗散，每分钟只需使用15升氧气，是传统呼吸机的一半，而获得的疗效是一样的。

这家布雷西亚的3D打印公司此前就曾用3D打印制造呼吸机阀门捐给医院，这也是意大利创造力在疫情中发热发亮的一个例子。

意大利医护感染已牺牲过百人

我们麻醉科一共有18位医生，3月份就有4位因感染新冠病毒而请假。有人只是轻症，有人已经痊愈了，而有一位就发展成重症，进了ICU。

这一个多月来，我每天都是连轴转，并没有停下来思考过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呼吸困难的病人，不能送入ICU的就会死去，尸体停在走廊。能够进入ICU的会接受我的麻醉而失去知觉，有人在全麻之前会与家人联系道别，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够醒来。不久之前我就为一位年轻人拨通了网络视频，与他的妈妈说再见。这些都不是寻常的场景，敏感的人也许会难以承受。但我没有太特别的感觉，或者说我根本来不及去体味。我每天只是在上一个病人与下一个病人之间疲于奔命，仿佛这只是一场梦。

如今意大利一线医护感染率很高，已有过万医护感染，牺牲者过百。如果你问我是否害怕，我是害怕的。这段时间我最深的感受，就是人在极端情况下会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比如我的同事们，在极度的疲劳、压力与恐惧情绪交织下，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都会被放大，有人变得脾气暴躁，有人天天吵架，有人推诿责任，也有人默默做得更多。

在我们医院口罩防护服是有的，但现在越来越少，有时候头套会不够用。我们平时会注意节约物资，比如我只有在插管的时候会穿全套防护服，戴FFP3口罩，平时就只戴FFP2口罩（注：FFP2相当于N95）。我不知道这场战斗何时会结束。我只希望早日重返正常生活，出去玩一玩。

手记

Pierangelo是我先生的中学同学，七年前为考取都灵医学院的研究生，曾在我家住过一个月。他是典型的意大利人，在医院学习用功，在医院外则更像是一位不拘小节的艺术家。读书时他常抱着吉他游欧洲，靠卖唱赚取旅费。记得有一次，他在晚上10点多忽然来电，说要来我家借宿，还带上一位朋友来打地铺。第二天他们负责做饭，做着做着厨房里传来了音乐声，我过去一看，锅里的水在沸腾没人管，他俩一个在吹口琴，一个抱着吉他唱歌。

就是这样一个天马行空的大男孩，如今奋战在抗疫一线。那日与他通话，他显得疲惫不堪。他没有太多愁善感，平静的叙述中流露得更多的是对突发灾难的错愕与混乱。也许要等这一切过后，他才会回过神来，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

总策划：梅志清 戎明昌 王海军

策划：刘丽君 统筹：谢江涛

执行统筹：靳格 刘兰兰

报料微信号：Gege-0022

或lanlan269394284

扫码查看更多口述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