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从重大疫情中学到了什么？

原标题：欧洲人从重大疫情中学到了什么？

1.

黑死病的深层“病根”：欧洲封建体制的结构性危机

1348年，一场惊心动魄的黑死病，把一个潜伏已久的大危机给挑明了。国王、贵族、僧侣、市民和农民，都有跌入死亡之感，倘若社会再不进行调整，人们相信，他们将必死无疑。

危机在特定时期变成了主体，意指“无法恢复的困难”。它是根基性的东西，一切瘟疫、战争、饥饿、贫穷、政治紊乱和道德沦丧、只不过是生长于其上的枝叶。这样，危机与“修理”、“医治”就无必然联系，中古的封建体制已经患上了绝症，除非是出现一个新生儿，否则的话，对原来的病体进行修补，已经显得无补于事。结论是：危机非困境，也与伤口的愈合无关。

▲ 记述黑死病现场的画作

即使只是从表面上直观，14世纪的欧洲危机也是明显的。中叶的黑死病，夺去了五分之二的欧洲人口，接下来的就是导致欧洲的停滞达百年之久的经济危机。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1337～1453）正难以收场，各国的政治紊乱局面更无从摆脱。

除了瘟疫和战争之外，饥饿也正肆无忌惮地在吞噬着人类生命。道德的腐败和文化上的愚昧是连在一起的，悲观思潮的汹涌而至，只不过是一种派生出来的现象。这样的一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局面，称其为危机不算为过。

助成黑死病得以在欧洲大肆暴虐的那种社会联系，就是制度的亏缺。而且，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相反的情形，即完善的制度可以限制自然灾害的蔓延和弥补灾害的损失时，上一段谈的这一论点的倾向性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假如把黑死病看作只是一颗外来的灾变种子的话，那么，它至多就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的、偶然的东西。但是在制度亏缺的情形下，它不得不成为一个在腐烂之所进行充分表演的主角，同时，它也就成为一名崩溃秩序的清道夫，而且是以一种特殊的鸩毒彻底吞噬欧洲秩序的那种清道夫。

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并非所有的瘟疫都能够造成如此之大的危害的。然而当时欧洲制度崩溃、社会紊乱的局面，开放了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让瘟疫流行，使它能够对欧洲的人口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很明显，黑死病是结构危机派生出来的一种耻辱。当我们说到结构危机时，我们所想指出的就是欧洲的封建主义在危机的压迫下即将开始一系列让自己名誉扫地的行动：贵族将不再像贵族，知识分子将不再满足于做技术匠人，同时骑士也不再像骑士。

这里问题真正的本质，是人们开始用现实的真实的眼光来正视自己生存于其中的体制问题。于是，非常不切合实际的关于彼岸真理的探索就不得不退隐到一边去。因此，对于欧洲来说，尽管黑死病对于人们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却使人们看清了封建主义结构上的问题，以及自己所身处的相当危险的环境。

很明显，要能够有效抵制黑死病这样自然灾害的侵袭，必须要有三个条件：健全的行政体制、足够的经济能力以及良好的文化和精神上的支持。这三个条件在黑死病前后的欧洲都不具备，所以在自然面前，人类就显得既畏缩又萎缩。我们只要看看那时的贵族生活，就知道政治的紊乱是必然的：贵族只知道战争和争权夺利，君主不仅软弱而且没有权力。同时，对于理性和专业的行政管理、司法审判，都缺乏足够的才能。

这便是黑死病侵袭欧洲以后必然导致人口锐减的原因。反过来说，最初享受封建制度走到尽头的恶果的就是欧洲，因此，对这种不健全却又能迅速腐败制度的危害，欧洲人也就比其他地方的人们的认识来得更加深刻。

因此，黑死病之后欧洲陷入全面危机的情况却是无法怀疑的，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是落后的封建架构运行时必然产生的后果。这种结构性的危机反过来又戕害了封建主义本身，终于把这架非常艰难运行的马车推下了悬崖。

这一极端落后的局面导致欧洲人的反思。这不外有两种结果：一是加深了对传统的封建结构缺陷的认识，二是鼓起创造的勇气。这两种反思都会带来行动上的变化，这就意味着：人们开始为了生存抛弃旧结构。

譬如，一种新的民间宗教虔诚主义出现了，在最初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种对于纯洁的教会的期望，后来却导致了真正的基督徒同罗马教会的脱离，人们开始在罗马教会控制的组织之外履行宗教信仰。

▲ 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

同样，改变经济结构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导致农奴制度、庄园制度向自由的租地制度转变。这里没有形而上的看法，行动本身代表着生存的需要。人和生存从来没有这么紧密地联系过，不管是制度，还是人的心态，都似乎到了大调整的时刻。

通过黑死病，或者说，通过耻辱，欧洲人首次从中世纪的传统中探出头来，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原来是在死亡边缘，亦即居住在危巢之中，毫无可以让人安居的保证。

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对于知识的荒疏和人类的理性本质的被戕害现象也就有了理解，对于黑死病为什么会在欧洲引起如此重大的灾难也就得到了解释：黑死病是欧洲历史的耻辱，因为它暴露了封建政府一切的无能和涣散，当时欧洲的人们除了逃离，几乎没有能力来克服危机。

在黑死病时期，世界似乎不是属于人的，而是属于危机的，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出了封建制度的赤贫。行政不能帮助人们，经济制度也同样如此。各种福利的救济措施也没有起到作用，善良之心只是教士们守护在病人身边与病人一起等死。

人的主体性质模糊了，获得了看护垂死病人的本质的作用。就人的本质来说，这个时候已经在以往的经验之中找不到一条出路，并没有可能在原来的体制中开辟出一条希望的道路。因此，在政府的一些限价政策，根本起不了作用后，人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我们密切关注的并不是黑死病这场灾变本身，而是为这场灾变提供肆意流行基础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黑死病才成为分析欧洲社会秩序崩溃的一个标志，至少它本身也成为我们进行思索的对象。

危机并非只是表面的，掀开它的遮掩物往深里看，就知道这一切的紊乱都起于深层的结构危机。结构危机这个词，是指传统的封建制度出现无可救药的绝症。14世纪爆发的欧洲危机，完全是结构性的，是封建制度走到尽头的表现。

▲ 欧洲人对于黑死病的恐惧所诞生的鸟嘴面具

英国历史学家希尔顿甚至用“封建主义总危机”来形容当时欧洲的局面。近年来，在分析十四五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局势方面，再也没有比希尔顿的危机理论更具影响力了。他正确地认为这时并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这样社会必须有的一些条件在14世纪根本不存在。各处主要是农业产品的生产，手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为生产者所消费，主要是供应地方市场。

他指出：即使在农产品致力开拓一个广阔市场的地方，资本家所有者和挣工资者除了出卖劳力一无所有的工人的区分也不明显。另一方面，封建主义却陷入了危机：社会的上层建筑消耗巨大物资，而社会的生产根本无力承担。生产不能发展的原因，根据希尔顿从经济上的分析，认为至少在英国，土地大多掌握在贫困的农民手中，他们无力对土地进行投资。

总之，这是一个经济普遍停滞的时代，表明了封建社会已经不能容纳先进的生产力，表明它已经走到了尽头。

根据上述的分析，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消耗大量物资的封建上层建筑同无法进行改造的、生产效率相当落后的工农业生产的对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一方面资本主义没有展开，另一方面，技术改造因财力物力的限制而有所下降。

即使商人有剩余的资本，也用来进行商业上、土地上的有利可图的经营，而置重要的经济命脉于不顾。从商人那里得到大量资金的封建统治者只是在浪费社会仅有的一些养料，根本不能起任何进步的政治作用。这一切，都组成了一个崩溃社会的基本特色。

希尔顿的经济分析理论的说服力是毫无问题的。核心地带，特别是英国的伦敦和意大利诸城邦，也许是比其他地方更富裕和更工商业化。

然而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农业和工商业都在衰弱，而封建的统治者们的腐败也在加剧，这必然要引起各地人们的起义和反叛，尽管这些反叛的性质，仍然是封建社会范畴之内的。

欧洲这一过渡期的现象的真正原因是出现了制度上的空白：一方面，旧的封建体系因其本身的落后已被历史淘汰；另一方面，比较健全的资本主义体系还没有真正兴起。这样，欧洲就进入了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契机，为以后欧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颇具自己特色的“近代化道路 ”。

▲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三杰

在研究欧洲过渡期问题时，彼特拉克的话道出了过渡期的本质。他这样说：“一条正直的道路不会就是一个可值得赞美的安身之所，而一个在旅途上诱人之处以至忘却自己最终目的的可以说他是一个呆子无疑。旅行的最好的捷径就是不停地运动，通过长距离征途以直达最终的目的地。”

在思考这种说法时，我们不禁要问 ，他所说的“正直的道路 ”、“旅途中的 诱人之处”和“最终的目的地”究竟意味了什么？而“捷径”、“不停地运动”，那又是在指什么？

过渡期特性所反映出来的意图，其实就是人们要寻找一种人与结构之间的稳靠的归属感。

旅行者既然无法在以往的粗陋不堪、窒息生命的沉重结构里安居，那么，他除走上正道之外就别无选择。然而，这条虽然正直却又漫长的道路也是无法停留的，因为它无法为人提供一种生存所必须的牢靠感。

这样，旅行者只能再不停地前进，直至到达那充满圆满和牢靠感的终点。正是这种对于未来结构的坚实的信心，使人相信他的世界是真实展开的。当然，这样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运动的方式，即要用一种永恒的运动为代价，才能找到事物发展的必然归宿。如果没有这种实在而非想象的牢靠（终点）之中生存，那么，所有的安宁和旅行的目的，也就什么也不是了。

这样，过渡时期的发展，就成为欧洲转型的一个重要环节。称得上具有近代眼光的市民阶级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近代社会创建者。只有这样，他们才称得上明智。

只有这样一度对贵族俯首贴耳追随、甚至把自己变成新贵族，他们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崛起，最后发展成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领导力量。这也许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精神，或像马基雅维里所说的那样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属性：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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