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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0:2023-05-21 10:00:11
1949年奠基,1958年5月1日,耗时九个年头,天安门广场凝聚着革命先烈血与魂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终于正式揭幕。
六十年一甲子,在万众敬仰中,人民英雄纪念碑走过了一个个不同寻常的历史年轮。现在,就让我们把时针调回起点,去领略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蕴藏着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何一反传统,坐南朝北
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自天安门城楼南墙向南约463米,矗立着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一座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它与北面的天安门、西面的人民大会堂、东面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南面的毛主席纪念堂一起,共同组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群,围合起中国最大的公共政治活动空间。
弃扁就方,外形设计上打破传统。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基占地面积约3100平方米,碑高37.94米,由17000块坚固美观的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碑身正面最醒目的部位装着一块高14.4米、宽2.72米的巨大花岗石,上面刻着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关于碑身形状,1953年3月,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从240多件设计方案中精选出矮而分散的典型设计、高而分散的典型设计、做成三座门的设计、矩形主柱式碑形等八种碑形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大体可以归纳成两大类:一类是建筑型设计方案,另一类是雕塑型设计方案。经过多次座谈讨论,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最后确定采用以突出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为主题的四方体建设方案。
中国古代石碑起源于墓葬之用,原型多为木板状扁平形态。石碑以南北为主立面,分为碑阳、碑阴,形状是四方体的比较少见。“中国古碑都矮小郁沉,缺乏英雄气概,必须予以革新。”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曾提出过一条著名的“中而新、西而新、中而古、西而古”的建筑设计评价标准,他认为建筑民族化不能等同于简单复古,而是要推陈出新。人民英雄纪念碑四方体的碑型设计,正是他首先强调的“中而新”观点的集中体现。天安门广场南北长、东西短,人民英雄纪念碑如果只有南北两面,东西过扁,必然会影响气势,也不利于东西方向观众观瞻。因此,在保持中轴线上南北立面重要性的同时,有必要加宽纪念碑的东西立面,进而为纪念碑四面浮雕创作奠定建筑基础。
适度南移,建造位置与奠基位置并非一处。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前,毛泽东主席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在全国政协关于兴建纪念碑的决定中,确切地记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具体位置:“确定纪念碑建在广场的北半部五星红旗旗座之南,天安门与原中华门门洞的中轴线上,并与天安门和正阳门的距离大致相当。”后来有学者认为,当时奠基比较匆忙,并未顾及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空间布局,奠基位置距离天安门城楼和国旗旗杆过近,空间上略显局促。1952年7月28日,针对设计建造上的争论,中央又做出决定:“纪念碑位置不变,仍用原奠基基址。”
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认为,实际上,纪念碑的奠基位置与建成位置并不在同一个地点,奠基时所选地点是象征性的,施工时又沿中轴线向南移动了一些距离。梁思成曾就此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彭真做了汇报:“要不要向主席请示往南挪?”彭真当时回复说让梁思成揣度自定即可。后来,经过慎重研究,最终由北京市规划局敲定,把位置定在绒线胡同东部路口。吴良镛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对当时临机处置将纪念碑位置向南移动的细节十分清楚。2002年5月,吴良镛回忆说:“由于纪念碑的奠基位置比较靠近天安门,在纪念碑施工前,梁思成先生决定向南移动一些距离。此事没有在正式的会议上提出,也没有请示,如果请示的话,会很麻烦。”
坐南朝北,朝向调整扭转乾坤。人民英雄纪念碑主面朝北,背面朝南,和传统石碑朝向正好相反。根据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资料记载,从1953年11月至1954年8月,在施工期间,人民英雄纪念碑仍然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此时,设计方案仍将南立面图标为正立面,将北立面图标为背立面。1953年9月至10月间,建筑工程学会有代表提出:“碑的正面一定朝南,但北面亦可做正面,毛主席的题字,南北都有,政协通过的碑文刻在东西两侧,否则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看到碑的背阴,不太好。”将毛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放在北面,将北面也作为主面,这条建议提的最早。另据当年参与纪念碑雕塑创作的雕塑家李祯祥回忆,“原来设计是正面朝南,已经施工了,有一年国庆检阅,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说:‘干嘛庙门都朝南?’当时大石头都已打好,要往上吊装,就改为朝北。”
纪念碑朝向的调整,最直接的原因是纪念碑位置的南移。从规划角度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直接决定了天安门广场的大小与容量。自1949年10月l日开国大典起,群众就形成了在广场中心站队的传统。当时进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有30万左右,为了尽可能多地容纳游行群众,将纪念碑的位置相对南移并将朝向翻转过来,是一个颇具前瞻性的决策。纪念碑朝向的改变,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中轴线的衰落与长安街的东西贯通。在古代,国外来使与地方到京官员,都是从永定门开始,由南向北,经过正阳门、中华门到达天安门。自1911年辛亥革命起,天安门前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即任由百姓出入,整个长安街东西大街贯通为一体。新中国建立以后,关闭了正阳门箭楼和前门,原有的南北交通轴线实际上已经被切断,而长安街等东西方向的大街则成为了主干道。
有学者说,人民英雄纪念碑被建在中轴线上并且正面朝北,正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扭转乾坤、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典型体现。这种朝向,对于天安门广场后来的扩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碑心石荒料重320吨,车皮载重99吨,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被装上火车运往北京的
1953年,工人们搭建移动铁轨,将石料从浮山采石场搬运至青岛火车站。
按设计要求,纪念碑碑心石长应为14.4米,上部宽2.48米,下部宽2.72米,厚度0.6米。如此厚度,平放搬运,石料极有可能发生折断。根据估算,为安全起见,荒料厚度需达3米才行,这样荒料重量就将达到惊人的三四百吨。如此巨大的一整块石材,工人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进行开采、运输、吊装和加工的呢?
色泽质地胜出,打“闷炮”失败,剥离荒料用了八个千斤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是建碑最主要的一块大石料。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严谨慎重。据吴良镛回忆,当时从全国各地采来的碑心石样,都被送到隶属于清华大学的材料实验室进行检测,从质量、密度、耐酸、耐腐蚀性等方面全面比较衡量。最后,采自青岛浮山的花岗石石样因色泽、质地出众而最终入选。1953年4月,数百名工匠在青岛市郊浮山采石场开始了开采工作。一开始,当地老石匠主张选择一块平整岩体,在四周凿上炮眼,然后埋上炸药打“闷炮”。但经过几次尝试,效果都不理想。于是,工人们改换思路,在石料四周挖了个四米深的沟槽,再沿沟槽凿上几十个对称的楔子眼儿。然后,再在石料的两个长边对称凿出八个窝龛,在每个窝龛里放上起重量为200吨的千斤顶。采掘时,由石匠手持大锤将铁楔子插入到楔子眼儿里,四面同时发力捶打,八个千斤顶也一起压足了力量……经过三个月的开采,石料按预定方案从岩体分离。这块石料,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达320吨。专家查看后认为,开出的荒料很好,符合纪念碑的建造要求。
两次“瘦身”外加移动铁轨,34天后碑心石被“请”到青岛火车站。浮山采石场距青岛火车站约有30公里路程,大部为丘陵地形,中间要经过四个村庄、一个山岭和十几处桥梁。工人们最初打算修一条临时重轨铁路,直达石料开采处,但这又谈何容易?当时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铁路的选线、路基、桥梁建设等各种条件都不允许。
为便于转运,施工人员就地对这块荒料进行了第一次加工。主要是将石料上面做平,减轻重量。加工后,石料重量减为280吨。施工人员又对石料进行清洗,确保石头上没有缝隙。为把这块巨石顺利运下山,他们在巨石下面铺上枕木和铁轨,并用六组大滑轮将大石料从开采地点缓缓下放到半山腰。在半山腰较为宽阔的平地上,工人们对大石料进行了第二次加工。加工后,石料长14.7米,宽2.92米,中间厚1.0米,两边厚0.8米,重量为103吨。两边略薄,中间略厚,这样碑心石的大致模样就出来了。接着,他们又用千斤顶将大石料放置在一个6吨重的卷扬机钢骨架上,沿搬运路线铺设一个移动“铁轨”,以松木作枕木,上面再满满地铺上一层钢管,又在钢管上垫上了四根大方木,方木上再铺一层钢板和一层木板,用推土机在铁轨前牵引滑轮组钢索前进。遇到小桥或沟沟坎坎时,下垫木垛填实。每前进一段距离,再把后面的枕木移到最前面。这样下来,运输速度很慢,中间还不得不拆掉阻挡前进的五间民房,速度一天还不到1公里,30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34天。经过两次“瘦身”和一路“折腾”,这块大石料终于被“请”到了青岛火车站。
装车、运输、加工、吊装、刻字,步步都是难题。到达青岛火车站后,装载工作又碰到了难题:负责运送石料的火车车皮,额定载质量为90吨,按照可超载10%计算,其最大允许装载质量为99吨。这在当时来讲,已经是全国额定载质量最大的火车车皮了。拉不了这块103吨的大石料,怎么办?经多方商量,大家决定在火车站就地对石料再进行一次加工,目的只有一个——减轻重量。经过几天加工,石料的中间厚度改为87厘米,两端厚度改为79厘米,重量被减到94吨。这样,经过三次“瘦身”,在甩掉了三分之二强的“体重”后,这个庞然大物才被装上火车。为防止运输途中折断,火车只能以直线20公里/小时、弯道及进站10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1953年10月16日,这块大石料被史诗般地安全运抵北京。
石料就位后,需要将其侧立进行加工。工人们首先用厚木料包住石料,用铁夹箍紧,然后再按预定厚度0.6米进行加工,并将其成功“瘦身”到60吨。但60吨的重量仍然不轻,依照当时条件,把这么重的石头安全吊起20多米高并顺利安装到碑身上,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咨询专家,工人们用相同的石料建造了一个小型的碑心石和小型的碑体。经多次模拟实验,在确保万无一失后,最终制定了安装方案:利用滑轮原理,将纪念碑内部的混凝土方筒直接作为起重支柱,使用卷扬机进行吊装。6个小时后,在工人们小心翼翼的操作下,碑心石准确就位。
纪念碑其它部分的选材也颇具匠心。浮雕、栏杆石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月台面用山东泰山的灰绿花岗石,散水系周口店花岗石,甫道为昌平微黄花岗石,各种石料质地色泽既统一又有细致变化。石料的加工也十分精细,楞角、边线、弧面、花纹、卷边等都经严格检查,工艺严谨精致。因为碑面为弧形,碑身下宽上窄,所以碑身各层、各段的砌块都不一样,花岗石小的几百公斤,大的八九吨,安装时需“对号入座”、有条不紊。
碑上刻字、镶金是在碑心石被安装好以后进行的。当初,毛主席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八个大字写在了信纸上,每个字只有两寸左右大小。把字刻到碑心石上,首先需要放大20倍,光一个“永”字就需要有两米多高。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总参测绘局的同志用幻灯投影机完成了题词放大的任务。把字往花岗石上刻时,又遇到了问题:石头又硬又脆,一刻就崩。有书法家建议用胶皮盖住碑体,将錾刻部位的胶皮挖掉,形成阴文软廊,然后再用高压喷枪喷射矿砂“打”字。然后以“字”为胎,采用鎏金工艺做成金字镶嵌进去,再用放大镜检查有无砂眼,最后用玛瑙打磨,确定没有瑕疵。
经过不懈努力,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终于建成了。这座凝聚着广大工人群众智慧、心血和汗水的高大纪念碑,成为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了人民缅怀先烈的崇高地方。
1949年奠基,1958年竣工,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为何用了九年
1956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干部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中)前合影留念。人民英雄纪念碑从1949年奠基到1958年建成,整个筹备设计建造过程历时九个年头方毕其功,其中缘由值得探究。
全国选调,设立机构,筹备工作历时三年。纪念碑的兴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筹备设计阶段,从1949年9月奠基至1952年5月历时两年多;第二个阶段为施工建设阶段,从1952年5月至1958年4月历时近六年。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全国17个单位派出代表组成。该委员会主任由彭真同志担任,副主任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同志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担任。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负责纪念碑的建筑设计、浮雕创作以及工程施工,具体行政事务由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同志负责。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是:施工委员会。委员有郑孝燮、刘导楠、钟森、张象褪、吴柳生。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委员有庄俊、杨廷宝、郑振铎、张搏、朱兆雪、赵政之、林徽因、莫宗江、吴良镛、王朝闻、陈占祥。梁思成为召集人。薛子正、吴华庆、梁思敬列席。结构设计专门委员会。委员有杨宽麟、陈致中、陈梁生、茅以升、蔡方阴、林诗伯、陈志德、卞维德、王明之。召集人为朱兆雪。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委员有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郑振铎、王冶秋、江丰、王朝闻、陈沂、缪楚黄、裴桐。召集人为范文澜。在以后的工作中,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和浮雕题材进行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充分酝酿,发扬民主,碑顶设计耗时两年。人民英雄纪念碑从构想到设计施工,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关注。1949年10月8日,中央美术学院滑田友教授在一封给北京市建设局的信中,提出了纪念碑设计的四个原则:一要人民一望就懂;二要适合场所;三要具有共通性;四要人民在集会时可以看见。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共征集到240多件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和修改方案。经过反复研究,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选出了“高耸的炬形立柱”等三个方案,做成了1∶5的大模型,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奠基处陈列,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在有关虎门销烟、金田起义等两幅作品的浮雕设计中,有林则徐与洪秀全的形象。毛泽东主席反对突出个人,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在后来的设计中,这些构思得到修改,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形象。
碑顶设计最为困难,也是争论最多的部分。1952年7、8月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拍板决定,对碑顶暂作保留,碑身以下全部定案,开始基础设计和施工。1952年至1954年,建筑师和雕刻家就碑顶形式展开争论,纪念碑施工进展缓慢。建筑师多主张用建筑顶,雕刻家主张用群像顶。反对建筑顶的认为,“大屋顶”的形象太过古老;反对群像顶的认为,在40米左右的高度无论远近都看不清楚雕像。1954年11月6日,梁思成出席了由彭真主持的北京市政府会议,彭真明确指示碑顶采用“建筑顶”。这种“建筑顶”设计保证了纪念碑造型的雄伟简洁、庄严质朴,有别于西方纪念碑和中国传统石碑的碑顶造型,具有东方美学的意蕴。
练兵两年、雕刻三年,五年之功匠心独运。考虑到铜铸后期可能发黑,玷污下部石块,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采用的是石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分,镶嵌有10块汉白玉浮雕,172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每个人物都与真人大小相仿,但面貌、性格和姿态等又各不相同。工匠们先进行泥塑,满意后再把泥塑形象雕刻在石料上。1952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开始在全国招募雕刻工匠。这些技术精湛的雕刻工匠经单位推荐和严格考核后,才参与到纪念碑的雕刻工作之中。由于雕刻要求比较高,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从1953年到1955年用了大约两年时间来培训雕刻工匠。1955年后,雕刻组的100多名成员才正式进行雕刻。据著名雕塑家傅天仇回忆,纪念碑浮雕的雕刻工作在工程过半时曾停工三天,专门组织数万人提意见。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即便组织数万人在互联网上进行观摩,提出意见,然后汇总归纳,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秉持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雕刻工作持续了近三年时间,直到1958年才全部完成,加上前面用于培训的两年时间,雕刻工作总共历时五年。
另外,正如上面所述,人民英雄纪念碑石料的采、运、雕,每一步都困难重重。仅碑心石采运一项就耗时七个半月,前后共有七千余名工作人员参与其中,沿途还有不少公安干警和民兵护送。这在当时,人力、物力和技术条件己接近极限。
千呼万唤始出来。1958年5月1日,耗时九个年头,人民英雄纪念碑终于正式揭幕。尽管机构筹建、方案设计、石料采运和施工雕刻等项工作并不完全是按时间先后顺序依次进行的,不可以用简单叠加的办法来计算耗时总长,但考虑到当时从中央到北京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充分发扬民主、稳妥慎重施工,以及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设计组织施工经验不足等原因,耗时九年也在情理之中。
10月1日建国,9月30日奠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为何始于开国前
在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分四周,镶嵌着8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2块装饰浮雕,浮雕上革命先烈的形象栩栩如生。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由国家兴建的大型纪念碑,也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大型纪念工程之一。除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突出的革命性外,还具有广泛的人民性、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新中国纪念性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
奠基始于开国前。建国的前一天,1949年9月30日,也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的最后一天,会议进行了两项选举:一是选举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是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同时,会议通过了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傍晚,在大会工作人员紧张计票的同时,大会全体代表六、七百人,乘车直奔天安门广场。下午6时,由毛泽东率领全体委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奠基典礼。周恩来在纪念碑奠基典礼上致辞:“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周恩来致辞后,全体脱帽默哀,随后毛泽东宣读了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艺术成就堪为国之象征。作为新中国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浮雕创作与工程施工,在突出八字碑文这一明确思想的指导下,互相呼应,互相协调,取得了政治内容表达与艺术形式创新的完美统一,取得了碑形建筑与浮雕创作的完美统一,取得了纪念碑与天安门广场和周围建筑景观的完美统一,取得了纪念碑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的完美统一,充分体现出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综合性公共艺术的整体魅力。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不仅是20世纪中国近现代艺术作品中最具有历史性和艺术性的代表作,而且使建国后中国的雕塑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有这样的评价:“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重要性自不待说,单就其设计成就与所达到的境地来说,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当之无愧,是中国人民引以为自豪的。”
丰碑祭奠人民英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立,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有着重大的政治象征意义。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过程中,大量使用北京房山地区的汉白玉,不仅仅是因为其取材便利、材质精良,更重要的是汉白玉所体现出的革命先烈那种纯洁坚定的革命信念。国家尚未正式建立,国家领导人选举尚在计票之中,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首先想到的是,要为在历次人民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建造一座纪念丰碑,并于1949年9月30日开国的前一天举行奠基典礼,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先烈功勋,继承先烈遗志,完成先烈未竟事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纪念人民英雄的石碑被建立在极具政治意义的中轴线上,象征着人民才是新中国真正的奠基者,是国家的真正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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