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研究（一）

原标题：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研究（一）

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研究

蔡长雁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78期

关于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问题，关系皖南新四军失败的原因与责任由谁来负，因此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论。笔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提出一点浅见，就正于方家。

一、六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所走的路线（南线）是国民党指定或同意的路线，中共中央也是同意的。

该种意见最早是1961年李新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中提出的:1940年“12月初旬以后，皖南新四军部队部署北移。国民党竟故意广播新四军北移的消息向日寇告密。于是日军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在安徽的沿江两岸增筑碉堡，又把行驶西岸的帆船烧毁，调动军舰遭巡江心。而国民党也命令李品仙部三个师开驻皖北的庐江、无为一带，控制江岸各渡口。这样，就使新四军无法就近从皖南渡过江去。为此，叶挺不得不前往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商洽北移路线。国民党同意新四军由泾县、茂林、旌德、宁国、广德、郎溪到苏南漂阳渡江北上的路线”（即南线）。“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后，皖南新四军开始北移。1991年，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又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从开始提出这一观点，到40多年后，仍然有人坚持这一观点，并进行了补充论证。认为，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路线是叶挺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路线，至少中共中央是知道的。

这种观点提出的依据是:

(1)傅秋涛、杨帆、郑德胜和钱俊瑞等都回忆说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与国民党当局商定的路线。

原新一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之一。他回忆说，我军决定北移后，“叶挺军长亲自奔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民党军队不得拦阻。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宣城、郎溪至苏南敌后北渡，并允于沿途保护”。

原在军直属队工作的杨帆回忆说:新四军北移所走的“南线”，是叶挺军长在上饶同国民党第三战区谈判北移问题时，“战区当局所指定和保证安全的”路线。

原项英的警卫员郑德胜回忆说:叶挺军长亲自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我军北移问题，“国民党要新四军由云岭出发，翻越不岭，取道族德、宁国经天目山进苏南，再过江到苏北”，“转移前，项英还派人到上饶找顾祝同要求增补武器弹药。顾祝同说:‘我以人格担保，从云岭到宁国没有一个日本兵，待到宁国后，连同以前欠的武器弹药全部补齐。’”。

钱俊瑞回忆说:“11月9日(即发出佳电那一天)，叶军长即从军司令部所在地之云岭，起程到上饶，谒见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洽商一切有关北移的问题。”商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为:“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

持上述观点的同志还列举了国民党方面的回忆为佐证。岳星明回忆说:“我拟出了一个防堵计划，经顾祝同核定”，“新四军北撤路线为:旌德、宁国南侧，广德、郎溪间，金坛、句容间，并从镇江以东渡江。" 他所说的这条路线，也就是“南线”。岳星明当时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是顾祝同的心腹，曾参与制订和布置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计划。他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

当然，持此论的同志也有的认为上述关于走“南线”的回忆资料，需要证实。钱俊瑞回忆说是1940年11月9日启程去上饶的那次谈判，有误。因为叶挺自11月9日出发至11月18日返回军部，那次和顾祝同商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为“东线”。这从1940年11月28日、29日顾祝同分别致电蒋介石、黄绍耿(皖南行署主任)的电报中可以得到佐证。在上述两封电报中，第三战区“准增改为二线”，也就是“东线”，不含“南线”。那么，走“南线”是何时和第三战区商定的?到目前为止，尚未查到文献资料，顾祝同并未正式下令走“南线”，在文电中未查到证据。所以以上回忆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2)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行动方案电告中央。1941年1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复电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接到党中央的复电，项英于1月4日率军南下茂林，开始按照上述方案行动。

（3)1941年1月7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部署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这个指示电明确地反映出，党中央是知道并且同意绕道茂林渡江的计划的。

(4)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有中共中央军委1940年12月23日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到溧阳待机北渡”的电文抄件。这个电文更充分的说明了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党中央同意的路线。

对这种观点的评论：

这种观点影响深远，但依据不足。国共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可以参考，不是依据，因为没有文献资料佐证，而根据当时的情况，应当有文献资料的，此其一；其二，当时的回忆，还是有政治因素的；其三，说军分会决定后将走南线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并没有提出什么证据来；其四，中共中央1月7日复电，并不能得出中央同意走南线的结论，当时候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已经没办法否决走“南线”的决定了，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项英速速离开是非之地，赶紧东移；其五，中共中央军委1940年12月23日那个所谓的电报抄件实际上是没有的，这个电报，最早引用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王振合同志写的《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行军路线问题》一文中，作者在注释中说:“该电报为本馆藏电稿抄件。”至今，仍然有人引证这一电报。其实，早在20年前已澄清这个电报是不存在的。其六，持此论者并没有全面把握当时国共谈判的过程，实际上由于曹甸战役的原因，蒋介石集团担心苏北韩德勤的安危，已经下令，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为经铜陵繁昌直接北渡，不得经苏南，以防参加对韩德勤的进攻，所以说国民党不可能同意新四军走“东线”，说移苏南经过国民党同意的说法，绝对不成立。

第二种观点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项英个人决定的路线，但中共中央是同意的。

持这一观点的认为，按中央意见，项英可以选择两条北移路线，第一条路线是由驻地往北，从铜陵、繁昌北渡;第二条是由驻地往北，从泾县马头向东经苏南，然后从镇江附近北渡。由于后来日军封锁了长江江面，国民党军李品仙部也准备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阻击我军，同时经苏南北渡路线要穿越沦陷区，时值日军“扫荡”，易遭攻击。因此，项英选择了第三条行军路线，即向南经泾县、茂林、旌德、宁国、广德、郞溪到苏南渡江北上。中共中央军委12月23日的命令证明项英所选择的北移路线中央是同意的。另194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也致电项英、叶挺:“你们全部坚决开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接到中央电报，叶挺、项英立即于1月4日出发开始北移。

对这个观点的评论：

走“南线”是在12月28日军分会会议上集体决定的，并不是项英个人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12月23日的命令在多年以前就被证明不存在，项英也没有把具体路线报告中央，可以说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情，所以也就没有同意不同意的问题。1月3日，毛泽东、朱德致项英、叶挺电，只有地点没说路线，不能作为中央知道路线的依据。

第三种观点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项英个人决定的路线，是违背中共中央指示的。

为了“声东击西，迷惑敌人”，项英没有采纳中央提出的两个方案（走东线或北线北移），而是自己武断地决定皖南部队走“南线”北移。从军事上看，向蒋军重兵集结的地方前进，无异自投罗网;从政治上看，向国民党顽固派的后方行动，无疑地会给他们提供挑起内战的口实。因此可以说在北移路线的选择上，项英错误地选择了一条向国民党重兵防守的后方行进的路线。这条路线是项英违背中央指示擅自决定的。其主要依据是:（1) 1941年1月11日，叶挺在突围绝望之时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发电，首先表示愿意承担全部失败责任，但电报中所谓“挺应负全责”是自我批评精神的体现。实际上“应负全责”的是控制皖南新四军指挥权的东南局书记项英(名义上为新四军副军长，实际上是政治委员)。因为电报中已指出:“政委制之缺点实亦一因”，而皖南新四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又是北移路线的错误，所以新四军南走茂林不能算作军分会集体决策。（2)如果军分会会议展开平等、认真、不带偏见的讨论，不会形成南进的决议。（3)如果是军分会集体决定南下茂林的路线，项英应向中央汇报。而在项英给中央的电报中并没有谈到南进一事。(4)当新四军在茂林被围后，中央去电质问项英为何率军进入茂林地区，项英在复电中并未申明说是军分会决议，而是向中共中央解释说:新四军皖南部队“南走茂林是先对南面之敌徉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

评论：上面已经说明了走“南线”不是项英个人的决定；此种观点依据太过牵强附会，叶挺关于责任的电报，说的是此次事件中新四军内部应当担负的责任，不是指北移路线的责任，军分会讨论的路线就是集体决定，不管个人在会上起的作用问题，关于项英不向中央汇报具体路线问题，本文第二部分将专门说明。

第四种观点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中共中央指定的路线。

此论的主要的依据是:1940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郞溪到漂阳待机北渡。”12月26日，针对项英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毛泽东致电项英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2月28日，项英等受到批评后主持召开新四军军分会研究行动方案，决定皖南部队按照中央命令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族德、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漂阳，然后待机北渡。会后，项英也向中央报告了这一决定。1941年1月3日中央给项英、叶挺的回电称:“你们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显然，这个观点站不住，因为那个军委的电令是没有的，1月3日的中央电也没涉及北移的路线问题。

第五种观点，也是前些年提出来的，认为，皖南新四军走“南线”北移是新四军军部决定的，但中共中央知道新四军皖南部队走“南线”的行动方向，并同意他们绕道茂林、宁国到苏南这条路线。如果党中央不同意，当时纠正还来得及。

1940年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做出了走“南线”北移的决定。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后，于1941年3月20日给中央书记处写的一个报告可以证明：“ (一)走原来三战区指定到苏南的路线，必须通过五十二师及一0八师的防地，那时该两师的兵力及六十二〔师〕冷欣部已分别集中，同时经过地区均已筑好工事。(二)稍偏南走五十二师及一0八师之背面，仍须打两个师。(三)再南走泾县、宁国以南，旌德以北，脱离五十二及一O八师，有与四十师遭遇之可能，但只打四十师，我估计力量有余。(四)故决定走第三条路。”

虽然还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明走“南线”报告过中央，但中央是同意走“苏南”的。1940年12月29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性。皖北让路，蒋已口头答应，但让出四县恐不易且阻击我的阴谋已在布置。故渡江仍以分批走苏南为至要。" 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将周恩来电转告叶挺、项英，并说，“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这就从原则上、总体方向上同意了新四军皖南部队分批经苏南北移的路线。又据1941年1月7日毛泽东、朱德给叶挺、项英的电报:“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这表明，党中央已知道新四军皖南部队走“南线”的行动方向，已知道并同意他们绕道茂林、宁国到苏南这条路线。如果党中央不同意，当时纠正还来得及。另外，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证实。

一是据《赖传珠日记》记载，12月31日，新四军军部发给华中总指挥部一封电报。由于《赖传珠日记》中只有“项来电，支日决心东移”这样简短的一句记载，电报的内容尚不清楚；由于新四军发给中央的电报同时要给华中总指挥部发一份，搞清了12月31日新四军军部发给华中总指挥部电报的内容，也就搞清了新四军军部发给党中央电报的内容。（按：此电并没有证据说明也发给了中共中央，房此说系猜测。）

二是1941年1月5日晨，军部发给党中央的电报，内容不悉，只是在毛泽东、朱德于1月7日给叶挺、项英的电报中提到这个“微晨电”。“微晨电”即1月5日早晨的电报。（按：军部曾发“微晨电”给国民党方面，告诉了具体行军路线，同样，在给中共中央的“微晨电”中，也应当报告了行军路线，不然中央不会在7日回电中知道新四军已经到达泾县茂林停留。）

三是中共中央指示叶挺、项英“分批走苏南为好”。这一指令，周恩来和延安有没有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呢?有没有谈到走“南线”?（按：不管与国民党方面商量过什么，都当然不存在走南线的问题，因为保护苏北韩德勤的原因，国民党方面已经断然否定了走苏南的线路，走苏南是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的意见，与国民党方面没有关系，与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的交涉没有关系。）

以上三个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证实，当能说明一些问题。在此之前，就断言“叶、项从来没有向中央提出过向南走苏南的”北移路线问题是为时过早的。（按：此三点不是问题，不论结果如何，都不能说明叶、项向中央报告过。）

第六种观点，代表最近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走“南线”北移是新四军军部决定的，并非顾祝同所指定，事先也没有请示过延安。

在皖南军部，项英于12月28日主持召开军分会讨论北移有关事项，最后决定走“南线”北移。 这条南下茂林绕道东移的路线并非顾祝同所指定，事先也没有请示过延安。当天晚上，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到作战科传达军分会决定，参谋们均感突然，“因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我们连这些地区的地图也没有，只好临时油印地图发给部队”。作战参谋叶超回忆说:“司令部原来对北渡的两个行动方案，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准备，由于改变方向，都用不上了，临走时把这些材料烧了一大堆，真是前功尽弃。” 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电叶、项，转告周恩来对北移路线的意见并表示同意周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从此电可证，到12月30日延安还未得到皖南新四军分会28日已经决定从苏南走的信息。

1941年1月1日，军部向延安发出关于“最近情况与我们行动”的长电：“一、自我抗议电后，顾即复电解释，并非改道而且增辟道路。我又去电要求主力到苏南，顾复电只允1个团，主力仍经江北。二、战区联参于世日晚赶到军部，商量要求，其意20万款、10万子弹可办到，今早又赶回泾县与顾商妥，明后日前来。三、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并增七九师、四十师到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围歼。我估计彼怕我先动来缓和，同时也怕我到苏南久据。四、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梳巡，少数人也不能偷过。五、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六、我们已不等其子弹款项，准备立即行动，一切准备完了。中央如有指示，请于明日（2号）最暂迟3号电告。否则我们行动后，联络恐怕难。请转告周、叶。”

通观电文，其核心内容继续强调北渡困难，决定乘国民党军布置未完即以游击作战突进方式全部移苏南，并表示了如遇阻击用战斗消灭之决心。此电也只报告移向苏南，并没有走“南线”北移的具体行军线路。毛泽东、朱德收到此电后，于1月3日复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延安见皖南新四军终于决定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和肯定，目的是敦促部队尽快离开皖南险地，但并不等于批准和肯定南走茂林这条路线。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局局长，方志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