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县：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二）

原标题：宣城县：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二）

宣城县：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二）

槿 桴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98期

03 “五风”在全县泛滥

反右倾运动使得反映实情讲真话的人被批挨斗，浮夸讲假话的人立功受奖，结果是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俗称“五风”）更加盛行。

1959年秋季至1960年上半年，宣城农村再次大刮“共产风”。1960年2月县委提出“全县14个公社争取在1960年至1961年两年中分批完成向公社一级所有制过渡”的口号，大借支援协作为名搞穷富拉平，县收社有，社收队有，队收社员私有人所有，平调劳力和各种物质。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和1960年两年时间，无偿平调土地43584亩，房屋2051间，耕畜77头，大型农具98750件，劳动日3611875个，粮食种子2800担。层层破坏了1959年2月中央确定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响应县委的号召，各公社也加快向公社一级所有制过渡。如寒亭公社在这一口号下一股劲地扩大社有，企图抢先过渡，结果是以前竹园兴旺、猪源丰富，到1960年是竹园毁光，一家一户的老母猪几乎搞尽，大小农具毁坏6000余件，房屋拆毁4000多间。群众说，“‘共产风’刮得鸡豚不留。”

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也到处泛滥。如水利兴修，在无规划设计的情况下，组织千军万马全县大办水库多达108座，结果成库率不足1／3。还有农民不愿干的事，干部硬逼着农民去做。如1960年秋种时，水阳公社领导要在水阳江上拦河打坝，农民说仅凭现在的条件去拦河打坝，等于是挑沙填海。但公社领导执意不听，硬逼各队抽调劳力去干，结果坝未筑成，且影响了秋种，仅总管大队就少种午季130余亩。在农民和基层干部积极性普遍遭到挫伤的情况下，一些干部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来指挥生产，干部打人骂人现象时常发生，而且象瘟疫一样相互传染，一时打人骂人成风。如城关公社有个大队，生产小组以上干部87人中，吊打过社员的就有38人，占43．6％，被吊打的社员有441人，占该大队社员总数的28％。特别严重的是寒亭公社一个大队，大队一级干部14人就有10人吊打过社员。据1959年的统计，全县大队、生产队干部10388人，有严重打人骂人行为的干部1614人。其打人方法有打、捆、吊、冻、晒、饿、跪、游街、淹溺、灌辣椒水、坐飞机、空中吊桶、乌龟划水等，手段千奇百怪，恶劣之极。基层干部打骂群众，而他们也常被领导批、骂、罚，特别是完不成任务就有可能被批斗、停职、撤职、关押等，弄得有的公社干部一听是县里某领导打来的电话，接电话的手就发抖；县直有的干部一到县委某领导办公室，腿就发抖等。

全县浮夸风反映在粮食强征强购上更为严重。1959年秋，全县粮食产量已成定局，可县委领导将全县粮食产量按亩产800斤上报为46000万公斤，多报了26195万公斤，超过了实际产量的1．3倍，结果获得了粮食“超纲要县”的虚假荣誉。为了向地委“报喜”，县委于1959年12月24日虚报一天之内完成皮棉入库3430担，事实上在以后3个月的继续收购中还未完成这个数字。县委领导浮夸，压的下面也搞假。县里开会，公社、大队干部总是带着两本帐，报哪本，主要看“风向”。生产指标是层层套，级级加，达不到要求就向下压。

浮夸带来高估产和高征购。1958年，地区根据宣城县上报的浮夸情况，核定全县粮食征购任务为20640万斤，县委抽调360名干部下乡搞粮食征购工作，截至12月底征购入库的粮食也只有16443万斤，占包干任务的78.8%；1959年地区下达宣城县包干指标32500万斤，实际征购粮是13036万公斤，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这一任务，县委连续3次大搞反瞒产，强迫干部报粮、交粮，到处大搞假现场会，向农民征购粮食，将农民留用的口粮也强行征收。据县委1963年给省委的报告称，县委第一书记田照临提出：“下狠心，不管什么粮食都集中起来”，连非耕地、自留地收获的粮食也宣布“纳入国家计划，不准私有”。如城关公社领导明知下面没有什么粮食，还在张锦大队开假现场会，算上许多复打复收的假帐向县委汇报，逼群众交粮食。狸桥公社全社连口粮、种子只收了65万公斤，而公社领导被迫向上保证可以完成90万公斤，结果把农民的什么粮食都搞光了。

1959年10月底，地委开会最后确定各县征购任务时，田照临明知完不成，但他竟要求再增加一千万斤的任务。并提出“内部扫除障碍，外部打击破坏”，采用斗争、停职、撤职、关押的手段，强迫干部报粮、交粮，甚至有的干部被逼自杀。仅水东一个公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就有32人被斗争，47人被撤职，28人被停职反省，68人被扣押，3人被逼上吊自杀。田照临还亲自到油榨、水阳斗争了两个大队书记，批准逮捕了10人，结果逼卖过头粮一亿六千五百二十八万斤（相当全县农业人口7个多月的口粮），把群众的口粮、种子、自留地收获的少量粮食，全部征购入库，因而骗取了地委征购红旗。

正因为浮夸风愈演愈烈，强征农民的粮食，导致全县从1959年11月份起普遍发生断粮现象，断粮延续时间一般为60天到80天，最长的达150天以上，造成人口大批死亡。正当发生严重缺粮、大批人饿死的情况时，县委手中还掌握有机动粮475万斤，但是，一粒也不发给群众（按当时全县45万农业人口，以每人每天供应半斤计算，可吃21天）。

1959年10月底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提出给宣城县1千万斤口粮指标，田照临当场拒绝不要，结果受到表扬。12月间，地委发现宣城县粮食有问题，一次提出给宣城500万公斤口粮指标，并提出减少400万公斤的征购任务，但是，县委主要领导田照临为了维护过去所造的虚假，骗取所谓“超纲要县”的荣誉，均加以拒绝，并将1959年全县粮食产量上报为92000万斤，超过实际产量1.3倍。结果造成农村1959年冬至1960年春普遍断粮，农民只能以树皮野菜甚至“观音土”（一种白色的粘土）充饥，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景，人口死亡陡增，饿殍遍野。面对此情，很多正直的人冒着极大的风险通过不同形式向上级党组织反映，以希望上级组织能了解宣城的实情并予以解决。这其中有科局级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普通医师甚至14岁的中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主要领导却继续向上隐瞒实情，捂紧盖子。对反映情况的人加上种种不实之词，予以残酷打击。造成有的被捕，有的被逼死，连14岁的中学生也被送去劳教。而对农村的实情，县委领导并未采取措施而任其发展，结果造成宣城县因缺粮非正常死亡人数多、地区广、时间长的惨状。

从县志记载的统计数字看，1958年宣城县总人口657544人，人口密度237人/平方公里，1960年总人口497000人，人口密度179.13人/平方公里。195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下降，1960年到达最低谷，两年间人口减少160544人，从中可以看出由浮夸风带来大面积缺粮饥饿，直至农村大量人口因非正常死亡遭至锐减的实情。正如《宣城县志》记载：“1959－1960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对粮食生产提出高指标，并进行高征购，致使农村社员口粮奇缺，病、饿、逃荒、死亡现象严重，人口锐减12万余人。1960年的自然增长率为－205.8‰。”“1958年人口总数比1951年增长16.42%，同期总户数增长9.5%，平均每户人数由3.90人提高到4.41人，每户人口规模基本上逐年扩大；1959年到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死亡率增加，妇女生育率下降，总户数比1958年减少了14751户，平均每户人数也由4.14人缩减到3.45人。”

“在‘大跃进’中，农村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以及‘一平二调’（平均主义、无偿调配）日趋严重，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0年，全县粮食产量锐减为1.01亿公斤，比1955年减少65%，比1949年还少25.4%；油料比1955年减产83.6%；棉花比1955年减产79%；麻类比1955年减产92%。粮食产量锐减，而粮食征购任务却一超再超，有的地区将农民的基本口粮也作为余粮上交。致使农民口粮奇缺，非正常死亡和逃荒外流者日渐增多。据1960年底统计，全县农业人口骤减12.47万人。”而县委1963年给省委的报告中的统计数字表明：自1959年1月至1961年1月的两年中，全县死亡就达138065人，其中1959年冬到1960年春的半年中，就死亡114335人。

直到1960年9月，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黄岩来宣城检查工作了解到实情后指示：停止粮食征购、外调，立即解决农村严重缺粮问题。农村严峻形势才逐渐缓和，宣城严重浮夸、虚报产量造成大量饿死人的等“左”的错误才慢慢被暴露。尽管后来的资料将三年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实际情况是，这三年宣城根本没有发生自然灾害，出现上述情况完全是人为造成的“人祸”。虽然这种情况在别地也有所发生，但宣城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比较突出，这与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浮夸风、强迫命令、一味向上邀功的个人恶劣的政治品格有直接的关系。

1961年1月，省委派出440多人的工作组到宣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精神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层层落实“退赔”政策，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省委工作组从1月21日至2月7日连续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和有农业生产小组以上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7098人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主要精神是传达中央、省委关于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指示，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开宣城的盖子；宣传和贯彻中央“十二条”政策，讨论和安排生产和群众生活。省委工作组在府山广场主持召开万人大会“揭盖子”，批判县委主要领导人第一书记田照临，第二书记杨寒，常委、县长张克标，及常委石绍会、胡振强、杨鸿宾，清算他们给全县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左”倾错误。

在省委工作组主持下，连续召开县委扩大会和三级干部会议，之后，层层开会“揭盖子”，到3月底结束时，共揭出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4861人。这一阶段所造成的恶果，据省委工作组调查上报情况称：宣城县过去一年多来所存问题是十分严重的，造成党和人民巨大的损失，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死人很多。据统计，从1959年10月至1961年1月的16个月内，全县非正常死亡123207人，占全县原有人口总数638213人的19.3%，死亡最多的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7个月，全县共死亡114335人，占全县原有人口总数的17.9%。自省委工作组1961年1月到宣城后，安排群众生活，对病人采取了集中治疗和抢救以后，形势才逐步好转，死人数字逐渐下降。

二是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人口大批死亡和外流，劳动力锐减；两年中全县耕畜死亡1万多头，大农具损坏9万余件，肥源减少，水利失修现象严重，因而造成许多田地荒芜、粮食在幅度减产的恶果。1960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为20260万斤，比1958年减少了57.7%。

三是违法乱纪，打击报复成风，严重地破坏国家法制，使党的政治威信和民主风尚遭受重大损失，上自县委书记，下至队级干部打击报复、冤屈好人，甚至打死人、逼死人、随意捕人、关押人现象屡见不鲜。

后来有的干部在整风学习班上痛心地说：“过去我们的工作对群众关心的不够，相反有时是残害群众。我们是只顾升官，不顾群众吃穿。”当时群众说：“五风”干部是把“共产风”当方向，瞎指挥出洋相，命令风当手段，特殊风居人上，浮夸风报假帐，苦头社员吃，荣誉干部享。宣城县从县委领导班子开始，层层因左倾思想作祟，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造成的历史悲剧和惨痛教训，是应该永远记取的。

(作者系安徽历史学会会员、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