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汉学家理解中国都这么难

原标题：为何汉学家理解中国都这么难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苗柔柔】

前几天，笔者在法国文化中心参加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报告会，主讲是一位法国汉学家，他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已经70年了，是法国学士院院士。讲座的内容不多说了，老先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给了笔者颇多启迪。讲座结束后的提问时间，参会者们提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两个：

1．讲座中提到了西方的中世纪骑士制度，您认为中国为什么没有骑士？

2．西方非常重商，您认为中国商业为什么不像西方那么发达？

老先生的回答是，一，他认为中国没有骑士，是因为中国人的宗法。中国社会是以宗族为单位的，宗法束缚了宗族内的成员；而且中国人以文人为主，讲究从文的方面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骑士用武力解决问题；第二，他认为中国的文人阶层打压了经商者，因为中国的文人一直歧视商业。

笔者很尊重这位汉学家，他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发展贡献良多，很多看法也很独到。但是就这两个问题，笔者觉得他给出的答案尽管不是完全不沾边儿，但至少不是根本原因。

西方的骑士，按照定义，是受过专门训练的骑兵，但是在广义上扩展为为领主服务的地位较高的军事人员。在后来宣扬的骑士精神和骑士文学中，骑士以勇敢忠诚为原则，不惧牺牲完成领主交付的任务，是勇武和美德的象征。

中世纪骑士壁毯

翻译一下，就是说，骑士是奉行忠诚道义、具备军事才能、为某个他认可的主人拼命完成任务的战斗人员。这个描述是不是很眼熟？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阶段，曾经大批量地出现这类人物：春秋战国。其间的各种侠客，无论是专诸刺僚，还是要离刺庆忌，豫让刺杀赵襄子，到荆轲刺秦王，还有孟胜为阳城君守封国而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这些人物，除了没有骑马（因为中国古代马匹难得，很多任务也用不上马），无论从个人身份，还是效忠君主，还是他们的武力行为以及奉行的报恩护国等原则，都和西方的骑士別无二致。

但为什么中国的侠客不像西方的骑士那样，给人印象深刻？

比较一下春秋战国和中世纪大环境就知道，这两个时期都是小国林立，各地大小诸侯互相争战不休的动荡岁月，都处于一个没有强有力的上位控制者、胜者通吃的暴力时期。每个地方领主既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又为了夺取别人的利益，不断地投入战斗。在群狼环伺、朝不保夕的年代，一个强有力的忠心的战斗者是各方奉迎的目标，乱世出英雄，这给武士阶层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和空间。武士们的战力出众和忠心耿耿，是各个领主最看重的品质，自然也就是最极力提倡的特征。

既然动乱的年代为武士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那么随着秦汉一统的国家建立，社会环境趋于稳定，诸侯纷争的现象不复存在，诸侯王的私人卫队基本仅存了保护主人的职责，不再有战场厮杀的任务，武士们失去了大显身手的舞台，自然湮灭在众人中。何况，“侠以武犯禁”，在皇帝的眼里，只顾私人情感、不论法令规则的侠客本身就是造成社会失序的不安定因素，是需要特别镇压的对象。

春秋战国和中世纪，由于资源和权力的极度分散，各个领主都不可能拥有人数众多的军队。在西方，例如11世纪末的巴约主教，手下有百余名骑士为其效命，按规定，他向直接领主诺曼底公爵只提供20名骑士。14世纪标准男爵拥有1000户3500口人，管理12骑士，其他军事人员不过两百名左右。可见小领主的骑士只有十来个，大诸侯也不过拥有百十名，而战争规模通常是千人左右。在这种小规模战争状况下，一个勇武过人的骑士就可以起到定胜负的作用，而他的功绩也很容易得到大力的宣扬。

而中国，在秦灭六国时，各国军队就已经扩张到了三四十万人以上，战争动不动以百万人计，而且军队发展成为弓手、长枪手、战车等各兵种配合的合成部队。面对这么一个敌人，能力再强的骑士也只有妥妥被全部碾压的份儿。史册记载的已经不是小部队中搏斗出色的勇者，而是王翦、白起这样无需自己动武的大军统帅。

中国的侠客们，早早就被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和多军种的庞大军队淘汰掉了。这一现象同样在西方体现。中世纪后，各国政体逐渐进入集权的稳定阶段，地方诸侯不再互相争霸，而且军队也由于集权的发展而上升至万人级别，十几个几十个骑士完全没有了对抗大军的能力，所以中世纪之后，骑士文化逐渐没落，指挥战争的将领才是众望所归的主角。

所以中国侠客的失意，与中国比西方更快的历史进程有关，与宗法的关系基本不大，从专诸到荆轲，谁被宗法束缚住了？

而且西方发展到中世纪时期，开始出现民间文学，被领主们大力颂扬的骑士恰逢其时，正好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和素材，出现了《罗兰之歌》等歌颂骑士的作品；而中国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有讨论哲学社会学的诸家散文，有文字优美的词赋，歌颂侠客的文学作品却实在不多见；在以后的各种记载中，对侠客的评价好坏差距很大，不像西方那样基本以歌颂为主，宣传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第二，中国的商业是文人打压的吗？

和中世纪环境相同的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和商人非但没有受到打压，反而是各国诸侯鼓励和拉拢的对象。因为诸国对峙，想要增强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实力，必须大力发展工商业，许多商人经营盐铁，富比王侯。大商人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郑国商人弦高偶遇秦国偷袭郑国，所带商品竟然能够冒充国君的国礼，献给秦军，更不用说吕不韦投资赵异人，最后当上了秦相国。

此时各国优待商人，除了富国，还因为各国战乱不断，人口消亡很快，商业占用的人力还不会造成严重的粮食问题；而且群雄并立，商人在这个国家受到打压，就会自然地流动到其他的国家去，打压的国家非但没有好处，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到了汉武帝时期，长期安全稳定的生活使得人口激增，但粮食产量显然不可能随着人口速度同步增长；偏偏中国又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在农业辛劳收益低，商业比较轻松又收益高的情况下，如果不扶农抑商，无数农民就会弃农经商，造成粮食短缺。一旦发生大饥荒，轻则流寇四起，社会动荡，重则皇帝身死，改朝换代，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文人明白，皇帝更明白。

所以尽管武帝时期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文人阶层，皇帝也已经意识到商业对农业的严重冲击和它的后果，开始打压商业，直到清朝依然不能改变；只要统治阶级不能确定长期解决了粮食问题，重农抑商制度就会一直执行，这不是文人的选择，甚至不是皇权的决定，而是历史的选择。

何况即使文人歧视商业，他们可不歧视商业挣来的钱，各大文人家族都拥有各种商业资源和脉络，不然靠那点俸禄，怎么维持优裕的生活？商业提供的利润，就是生活的保证，文人们只会打压侵害他们利润的商业，怎么会消灭保证他们收入的商业？

就算是重商的西方，对商人也不是始终笑脸相迎的。以圣殿骑士团为例，他们在全盛时，拥有9000座庄园或领地，年收入超过600万英镑，他们向各国国王放贷，并且接受存款业务，这是最典型的商业活动了吧？但就是因为他们放贷太多，法国国王腓力四世既无力偿还巨额债务，又垂涎圣殿骑士团的庞大资产，在1291年和1306年先后两次用暴力洗劫法国境内的意大利银行家与犹太银行家之后，又干脆联络了教皇克雷芒五世，在1307年把骑士团一网打尽，总团长雅克·德·莫莱被送上火刑架慢慢烤死。

圣殿骑士团被押上火刑柱

事实证明，无论中外，王权只有在有利可图且又无力掌控的时候，才会大力扶持商业；一旦商业挟持的资本势力扩张到危及王权的地步，只要王权有能力，都会对商业实行打压，这关系到切身利益，不是阶层或族群侵轧的问题。

笔者在西方多年，深感由于中西的历史发展不同带来了文化和政体的不同，所引发的中西观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双方在理解对方时，很容易出现偏差。就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而言，一方面，无视中国的独特性质，对中国不符合西方标准的现象，经常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扣上异端的帽子；另一方面，又经常忽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点，把中国出现的和西方一样的现象，归结到中国独有的原因或责任上去（为达到利己目的、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除外）。

西方很难理解中国在小到几百万平方公里、大到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够维持千年以上的中央集权政体，对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大一统理念也没有任何概念。笔者当年和法国朋友聊天时，谈到了广东一省富裕程度远超周边各省时，他立刻问道：“那么广东为什么不独立呢？”在他们看来，一个富裕省份居然愿意和周围的贫困省份联合一起，简直不可想象。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都是富裕地区，独立的呼声很高；美国一闹经济危机， 就有人想分家单干。共富贵时还好，一旦要共患难了，西方的富裕地区是不想带着穷亲戚的。

中国很多人亦对西方的某些现象怀有幻觉，例如，笔者在朋友圈里曾经看到，对西方迟迟扩展不了移动支付业务，声称是出于个人隐私的保护；看到西方年轻人买房的比率大大低于中国，又以为是西方租房制度完善，人民向往自由，实在是让笔者觉得好笑。这两个问题其实就一个原因：没钱。哪儿有那么多高大上的清新理由？

中国发展到现在，不能拘于中国文化，还要了解世界文化；但要了解世界文化，首先要在中国文化上站住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用世界的眼光审视自己固然重要，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自己同样重要。在噪音嘈杂的国际舞台上，维持本心，坚守立场，并推广中国的理念，是我们要面对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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