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的为人感动了一大批人

原标题：总理的为人感动了一大批人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3期，原标题为“永远的感念——回忆父母与周总理、邓颖超的交往”

本文口述者贝璐瑛女士的父亲龙潜，战争年代曾任周恩来机要秘书，解放后担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整理者秦海先生，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童怀周”的骨干成员。他们的忆述、整理，生动地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我的父母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后来还有过交往，受到总理夫妇的教诲和帮助，这是他们永远的感念，也是我永远的感念。

总理的为人感动了一大批人

我的父亲龙潜是四川云阳(现属重庆市)人。父亲考入上海的一所大学后，爷爷十分骄傲，但怕父亲到上海后不再回来，就给父亲说了一门亲，强迫他结婚。婚后不久父亲就去了上海，很快接受革命思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搞学生运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的领导人正犯着“左倾”错误，常常盲动。一次，他们在一个小剧场秘密开会。这剧场只有两个出口，这就犯了秘密工作的大忌——由于叛徒告密，剧场被反动军警包围。当天参加会议的人几乎全部被抓，我父亲也被逮捕。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共舞台”案件。

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我父亲才被放了出来，曾在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工作，被称为“龙副官”，后随李克农辗转到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当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周恩来当时是党的副主席，秘书处的负责人是童小鹏，秘书还有乔冠华、龚澎、荣高棠等。龚澎从一所教会大学毕业，人长得很漂亮，口才又好，英语也极好，是办事处的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时，她通常以中、英文同时发布，人气很高，是当时的“重庆一绝”。国民党十分妒嫉：这么漂亮又有才气的女子怎么竟被收到共产党的旗下，而且如此忠诚!他们也想找这样的人，且以为自己是掌权者，找一个必定毫不费力，然而漂亮的没有口才，有口才的又不漂亮，漂亮又有口才的英语又不行，更没有龚澎那样火一样的革命激情——于是只有妒嫉共产党了。

当时的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只要听说是龚澎发布新闻，都一定来参加。听得多了，在国共摩擦中也更多地偏向共产党。后来龚澎嫁给了大才子乔冠华。“文革”初期，龚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一次，造反派抢走了她记有外交机密的笔记本。她又气又急，结果中风，半身不遂。周总理得知她的笔记本被抢，非常生气，曾几次对造反派说：你们不把龚澎的笔记本交出来，我就绝不同你们对话。

讲到这里，不妨插一段“花絮”。有个叫赵浩生的人，当年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他是第一批访华的美籍华人。退休后给美国的大公司做顾问。一次来华，他请我吃饭(我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听说我父亲在重庆时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便说起他对周总理的印象。他说他当时虽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周总理对他的态度也很亲切，从不歧视他。一次聚会后照相，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躲得远远的。周总理把他拉过来，还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站在身边照了相。他在同周总理的接触中，就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所以他写的一些新闻稿，常常塞进一些共产党的说法。当然不独他一人如此，周总理的精神和为人感动了重庆的一大批人。尼克松访华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当教授的赵浩生要来中国。一些人阻止他，说像你这样的人可能不安全。他坚信，周恩来当着中国的总理，他就不会不安全。在饭桌上，他还问我认不认识龚澎，见过没有。我说认识，也见过，并想向他描述我最后看到龚澎时，她被乔冠华搀扶着艰难挪步的样子(已经苍老得令人想像不出当年的丰采了)。赵浩生可能从我的神态上“读”到了我的描述，竟出人意料地用手捂住我的嘴，说：不要讲，不要讲，她是我心中的女神，就让她美丽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吧。由此也可见龚澎的魅力了。

我父亲在武汉时，便同我母亲结婚了。对于家乡那个爷爷包办的夫人，他本来就没有任何感情，何况多年在外，后来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说爷爷死后，伯父把家产据为己有，把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和儿子赶了出去。这位女人很坚强，也很能干，靠织布养活儿子和自己，还省吃俭用，寄钱给坐牢的我父亲。父亲当即把这些钱交给了监狱的地下党组织。钱不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用来买通看守跟外面通消息，给有病的难友买药治病。父亲出狱后，时局很乱，又忙于工作，也不承认这桩包办婚姻，因此也没有联系。对这桩婚姻，母亲也是同父亲结婚后才知道的。

但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将此事放在了心上。他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父亲的第一位夫人，此时我的大哥已经十一二岁了，大哥的母亲希望能让孩子出来读书。总理遂安排把大哥母子从四川送到延安。他们母子十分感谢周总理。而我们，包括我的母亲，也十分感谢周总理。

邓颖超送母亲一条裙子

我母亲是宁波人，6岁时便同姐姐一起到卷烟厂当童工，真所谓“苦大仇深”。家里的日子十分艰难，这也使母亲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1930年代母亲参加了共青团。抗战爆发后，母亲只身到武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人介绍，同父亲结婚。母亲原来有名字，参加革命后因崇尚高尔基《海燕》中的海燕形像，改名“贝海燕”。母亲心灵手巧，会做衣服、织毛衣。邓颖超多有对外活动，母亲便常帮邓颖超做衣服或改衣服，使她穿起来更得体、合身一些。邓颖超特别喜欢我母亲，把自己一条心爱的裙子送给了她。母亲舍不得穿，珍藏着，后来从重庆到延安，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从延安撤退，解放后辗转到长沙，好多东西都丢了，这条裙子一直完好地带在身边。

1987年，我因公务到重庆，抽空到红岩村的革命纪念馆参观。大门口有一张大照片，是当年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同周总理、邓颖超的合影。我从中看到了龚澎，穿着连衣裙，确实很出众。我在里面想找我的父亲，看见一个人好像是，便找到纪念馆的人想确认一下。他们得知我是龙潜的女儿，热情地接待我。但他们告诉我，这照片里面没有我父亲，因为父亲是周总理的机要秘书，不对外。他们请我吃饭，问我父亲手头有没有同总理、红岩村有关的纪念品？我说父亲已经去世9年了，恐怕不会有什么了。不过我又告诉他们，我母亲有一条邓颖超给的裙子，现在还保存着。他们十分兴奋，希望把这条裙子捐给纪念馆。我想这是好事，便一口答应了。后来我到长沙，对母亲说起捐裙子的事，不料母亲说这条裙子是她最珍贵的纪念品，寄托着她对周总理、邓颖超的思念，所以再也不愿意离身了。我理解母亲，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在重庆，母亲怀上了我哥哥后去了延安。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根据地处于相对困难的时期。为渡过难关，中央提出自力更生，精兵简政，把一批怀孕和有幼儿的女同志精简下来了。我母亲也是其中之一，住在招待所里。邓颖超发出一个号召：有知识有经验的妈妈去当保育员，帮助那些有小孩的母亲带孩子，让她们可以放心地工作。一些人不愿去，因为当保育员就不是干部而是工人了，那时同样有人在意这个身份。我母亲响应邓颖超的号召，去保育院当了阿姨。据说甘于去当保育员的只有我母亲一人，所以邓颖超对我母亲印象很深，当时就表扬了她。

解放后，父亲曾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离开长沙到广州工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父亲犯了错误，此后调到北京，在高教部任职。我一直以为父亲犯了“右倾”错误，后来我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才知道，父亲犯的是“左倾”错误。著名学者陈寅恪当时是中山大学教授，父亲曾在大会上多次公开批评陈思想右倾，是“封建余孽”。这引起老教师们的反感，也不符合党对知识分子(包括所谓旧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父亲受到广东省委的批评。对此，父亲还一直不服气，到北京找周总理，诉说自己的“委屈”。周总理严厉地批评了父亲——他这才心悦诚服，后来多次做了检讨。

我上大学时，一次回到父亲那里，晚上睡在书房，无意间发现一封信，是昆明工学院的师生于1960年代写给父亲的(父亲曾在此任副校长)。信里赞扬父亲关心师生、与师生共甘苦、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我想，这肯定是经过总理的严厉批评后，父亲信服了，彻底改正了错误。

总理批评父亲，邓颖超表扬母亲

父亲在长沙时曾任湖南革命大学的教务长，母亲那时也在革命大学工作。时隔不久，母亲觉得自己文化低，不宜在学校工作，请求到基层、到厂矿去。组织上接受了母亲的请求，调她到长沙的“裕湘纱厂”担任党委书记。母亲是工人出身，这工作很适合她，从此便一头扎进了工作。

家庭变故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工团班有一个女学员乘虚而入，插入了父母之间。她比父亲小26岁。父亲遂与母亲闹离婚。组织发现了这些问题，严厉批评了父亲。当时湖南省委还就此作了一个决议，批判龙潜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父亲觉得在湖南呆不下去了，要求调动，于是被调到广东担任华南分局的副秘书长。经过这一场风波，父母之间的裂痕就很深了，两人不久离婚。当时老干部离婚几乎成了风潮，为遏制这股不正之风，刘少奇亲自抓了两个典型，一个好典型，一个坏典型。母亲后来对我说，如果再迟几个月，你父亲想离也离不了了。

母亲告诉我，离婚后，父亲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中承认自己不好，辜负了母亲；但又说，他们是协议离婚的，而且协议过多次，那为什么还要向周总理告状？母亲十分奇怪，她对父亲再不满，但还珍惜父亲的政治前途，决不会给总理写信告状。后来才得知，这信是我大哥写的。他也不满父亲的行为，出来打抱不平了。想来总理看到这封信后，狠狠地批评过父亲。

1963年，我已上高中。这年暑假，我到北京看望父亲。一次晚上看演出，周总理和邓颖超也来了，他们没有坐在一起。周总理一出现，全场起立鼓掌。总理频频点头、招手。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周总理，心情很激动。邓颖超就坐在我们的前一排。演出结束退场时，邓颖超看到父亲，过来打招呼。父亲向邓颖超介绍说：这是我女儿(父亲没说我的名字，因为我随着母亲姓“贝”)。邓颖超本来是很慈祥可亲的，此时却突然沉下脸来，看着我说：你妈妈贝海燕是上海工人，是个坚定的革命者，是个好干部，非常好的干部!你要好好向你妈妈学习!我本来想告诉邓颖超，我就是跟着妈妈的，但看到父亲尴尬的模样实在不忍心说出口。邓颖超走后，父亲还呆呆地站着，随后拉着我匆匆走了，可能是在躲总理，怕再次陷入尴尬。回到长沙后，我把邓颖超的话告诉母亲，母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孙维世惨死，总理呆坐40多分钟

父亲说他到北京工作以后，当年重庆红岩村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几乎每年都要到总理那里聚一聚。父亲也陆续向我讲过一些在总理那里看到、听到的事情。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有关孙维世的事。

父亲说，总理没有亲生儿女，却有不少干儿子、干女儿，大都是烈士子女。孙维世就是其中一个。她父亲为革命牺牲，母亲带着3个孩子一路讨饭去找党组织，找到武汉。当时国共合作，武汉有八路军办事处，但门卫不让他们进去。孙维世还是个小姑娘，放声大哭，惊动了里面的人，问明情况后接待了他们，于是一家四口被送到延安。孙维世的父亲曾和总理一起工作过，总理便把孙维世认作干女儿。她很聪明，长得也讨人喜欢。在众多的干儿子、干女儿里，据说总理最喜欢孙维世。后来孙维世到苏联学习话剧，学成回国后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她的哥哥当过朱德的秘书。总理工作很忙，常常得不到休息，孙维世一去，她总有办法让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休息一会，所以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欢迎孙维世来访。有一年，孙维世还给总理和邓颖超办过一次结婚纪念，大家都很开心。

林彪曾追求过孙维世，但孙维世对林彪不感兴趣。按说这样倒给叶群腾出了位置，她以后才得以耀武扬威，但叶群竟因此恨上了孙维世。在延安时一次排演话剧，江青想扮演参加革命的大小姐，但因为年龄偏大，演了阻碍革命的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大小姐。这样一来，孙维世又和江青“结了怨”。孙维世后来爱上了志同道合搞戏剧的金山。周总理不太满意这桩婚姻，对孙维世执意和金山结婚不是很高兴。“文革”前，孙维世和丈夫金山到大庆深入体验生活，他们写成一个剧目，表现大庆人特别是“王铁人”的战天斗地、为国争气的精神，演出时请总理去看。总理看了挺高兴。

“文革”一来，金山遭了殃，遭到叶群和江青“双重”嫉恨的孙维世更遭殃。她因去过苏联，还被指为“苏修”特务。周总理得知孙维世被抓，赶紧让秘书打听关在何处，想让她少受一些罪。及至打听到，孙维世已经死了，而且从抓到死只有7天，死相极其凄惨。周总理听到消息，一言不发，呆呆地坐了40多分钟。他心里想什么，没人知道，是想那么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就不明不白地死了呢？还是想自己堂堂一国总理，竟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干女儿，保护不了一个烈士的孩子？可以想见，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之痛!

整个“文革”中，周总理的痛很多，但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孙维世惨死之痛，一定是总理心中永远的痛吧。

周总理得知孙维世被抓，赶紧让秘书打听关在何处，想让她少受一些罪。及至打听到，孙维世已经死了，而且从抓到死只有7天，死相极其凄惨。周总理听到消息，一言不发，呆呆地坐了40多分钟。他心里想什么，没人知道，……

胡愈之的高风亮节

“文革”中父亲虽然也受到强烈冲击，但由于周总理的关照，出来工作较早，担任国家出版局的副局长。他对“文革”看不惯，又不能发泄，精神十分郁闷。

父亲同胡愈之先生早有交往，时不时到胡先生那里聊天，也互相交换一些“小道消息”。大约是1974年吧，胡先生告诉父亲，江青接受了一个外国人的采访，那人写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书，毛主席对此大发脾气，狠狠批评了江青。父亲听到江青挨批，十分高兴，也觉得解气、痛快。但父亲高兴得犯了糊涂，竟向出版局“革委会”的人讲了此事。出版局向上打了报告。“四人帮”得知父亲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就想把祸水引向总理。王洪文批示，要彻底追查，查出“黑后台”。这下父亲遭了殃，被撤职自不必说，没日没夜地被批斗，要父亲交待出“黑后台”。父亲一口咬定，是听说的。谁说的？忘了。他决不说出胡愈之。

但胡愈之先生闻知父亲因《红都女皇》的事情被批斗，便找到出版局说此事是我告诉龙潜的，我就是“黑后台”，要斗就斗我好了。胡先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追查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因此不置可否，仍然揪住父亲不放，照批照斗。直到父亲被折磨得精神恍惚，我带父亲去看病，医院开了诊断证明，这才停止批斗。

不久，周总理逝世，这对父亲打击更大，他的精神更恍惚了。一次他说：昨晚深夜播了一个新闻，毛主席去悼念周总理了。我想这样重大的新闻，不可能只是深夜播出，但父亲一口咬定“你们没看到”。我们楼下住着宋一平(当时的对外文委副主任)，我便去问宋叔叔。宋叔叔说，你父亲太希望毛主席去看望周总理了，才产生这种幻觉。这说明父亲的病越来越重了，我们便帮他给谷牧副总理写信。谷牧做了批示，父亲去外地疗养，病才有所好转。后来选全国政协常委，父亲以全票当选，这可说是父亲最后的得意。

永远错失了和总理说话的机会

1965年，我考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这所大学是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创办的。1966年“文革”开始，7月，周总理连续几次到我们学校看大字报，并参加学校召开的批判大会。“文革”之初，工作组进校，我被选为学院的“文革副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来校参加会议时，我在台上负责倒水。第一次给周总理倒水时，我真是激动极了，竟把水倒在了杯子外面。总理慈祥地笑笑，拍拍我的肩膀，我这才镇定了一些。那时学校已经分成两派，另一派随即大做文章：“‘贝主席’端茶倒水给工作组，好不殷勤；周总理来了，竟如此怠慢。”第二天总理看到大字报，问“贝主席”是谁？有人回答说：就是昨天倒水的姑娘。周总理说，她不是给我倒了水吗？贴大字报的人这才不吭声了。

我长得很像父亲。一次在台上倒水，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我几眼，脸上有思索的表情。我早听人说总理有惊人的记忆，他是不是从我的长相想到我父亲？他问身边的人：这孩子叫什么，听说我姓“贝”，就不再说什么了。我当时真想上前对总理说，我是龙潜的女儿，但多年的教育告诉我不要炫耀自己的父母，我忍住了。我不知道我将为此后悔——我永远失去和总理说话的机会了。

1970年代初，就不断听到周总理身体不太好的消息，人们都为总理担心。1974年，我在科学院工作，这一年的国庆节，我为来华访问的美籍华人陈省身当翻译。陈省身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不解地问：我需要翻译吗？我们处长说：就让她陪着你吧。招待会前，人们几乎只有一个话题：周总理会不会出来。周总理果然出来了，虽然非常消瘦，但仍然精神抖擞。全场沸腾起来，长时间鼓掌，许多人满眼含着泪水。我旁边一张桌子是外国人，激动得连桌布都掀掉了，听到东西打碎的声音。我已经顾不得陈省身了，也顾不到外交礼仪，站在了椅子上。陈省身也使劲鼓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许多中国人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看到周总理。

此后一年多，特别怕听到哀乐，一听到就心惊胆战。当时“文革”还在进行，一会儿“评法批儒”，一会儿批《水浒》，眼看国将不国，家将不家，全靠周总理支撑着。但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离开了。那天特别冷，北京城突然安静了，人们都在哭泣。

1981年，我去美国得克萨斯州理工学院进修。按要求，我同时选了一门提高英语水平的“对话课”，这门课的期中考试是做语言表演，我选择朗诵美国诗人的一首诗，但主考教授听了，说我朗诵得没有一点感情。他建议我朗诵一首中国诗，我便选了纪念周总理的诗。我先用英语讲了周总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后把这首诗的内容简介了一下，就朗诵起来。没几句，我便泪流满面，几次哽咽着，几乎朗诵不下去。主考教授虽然听不懂一句中文，也被我感动得泪流满面。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朗诵、最好的朗诵。

人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其实感情也是没有国界的。他们不懂得中文，却读懂了我的感情。我至今仍怀念着总理，这将是此生绵绵无绝期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