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明朝辜负了历史始自两祖皇帝二化士大夫

原标题：程万军：明朝辜负了历史始自两祖皇帝二化士大夫

本人新作《大明帝局》之大结局

明朝辜负了历史始自两祖皇帝二化士大夫

通读明史可知，作为赶走蒙元、复兴华夏的一代新朝，大明肩负着民族复兴伟大使命。但是这个王朝却深深辜负了历史，最终将中国大好河山又一次拱手送给了北方边陲游牧部落军。其不堪比亡于此部落的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大明王朝奠基人的二祖皇帝，无疑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明朝的不堪，早在洪武永乐两朝就已埋下伏笔。

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朝统治了中国31年，这31年间，大明帝国相继爆发了八场全国性的大运动大风暴。而明成祖朱棣的永乐朝治理了中国22年，他之所以取年号为“永乐”，是想表达让天下人永远快乐之意。可在这个被史学家评价为“姿行诛戮”暴君肆虐下，那22年间，杀血亲、诛十族、屠宫女、灭狂士，除了他以外还有谁会快乐？

可以说，在西方世界进入将权力关入笼中的启蒙宪政时代，而东方帝国的开国祖，却以丑陋人性及倒退政制，僵化奴化中国士人，将其关入无形铁笼。

我们知道朱元璋父子以暴力起家，身上流淌的是流氓血液，那里没有一丝文化与高贵基因，于是带给他们统治下的中国是一次次文化浩劫。他们读书甚少，自己不是文化人，在文化人前面，他们的自卑感和征服欲超强。掌权前期，他们尚能尊重和重用士人，因为那时候，他们需要士人帮他打天下、收揽民心。但取得权力后，骨子里的东西显露出来，为维护自己独裁统治、更出于自卑征服双重心态，开始残酷镇压、给文化人立规矩。

我们知道，就明代政治制度的构成而言，并无多少原创内容，由于开国者文化水平极低，严重缺乏立国者的创制智慧，所以在建制上基本上是抄袭前朝——承袭元制。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蒙古帝国的制度，是活脱脱奴隶制，金制则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混合。而另一边，华夏民族的政治精华，以唐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开明封建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所以，换个角度可以说，自元朝始，中国就进入了政治制度倒退的中古近代，包括所谓“恢复中华”的明朝，施行的都是蒙元的那一套半奴隶半封建制。

其中，对士人最具影响的，就是家臣制回潮。

查考历史可知，本来元之前的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南宋时期，一位宋臣曾如是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

而到了元明清，统治者则将他们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家族私产。 宋人相信，皇帝和士人应该分享国家权力，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 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而元明清时，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 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牲畜。

作为复兴华夏的一代王朝开创者，朱元璋本当辞旧迎新，但因为文化水平及政治视野所限，却抱残守缺，他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家臣制等落后政体。 更要命的是，人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去精华取糟粕。元制中好的一面，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比如具有近代进步意义的对外开放与宽纵统治，竟成为这位太祖皇帝总结的“失败教训”。得天下后的朱元璋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当上皇帝后，果然刚猛苛严。尤其对士大夫，断粮、断头、侮辱刑轮番上阵，动辄死罪，想怎么整就怎么整。明初对于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控制，比蒙元都要严厉得多。乃至很多元朝遗士，不禁怀念起蒙古铁骑的统治，这对于一个标榜华夏复兴的王朝，是多大讽刺！而朱元璋四子朱棣建立的永乐王朝，看似繁荣，实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邻国为向中国朝贡争先恐后。但本质上却是赔本赚吆喝。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进一步倒退，新生帝国未老先衰、死水一潭。

归结明朝政治制度之败，主要败在四点：

一是皇权独大，二是皇位低质量继承，三是宦官弄权，四是士大夫僵化奴化。而这个格局都是两个祖皇帝把持的洪武永乐两朝奠定的。

追溯隋唐政治制度，如果有人说中国士大夫向来就是皇帝的奴仆的话，那他一定是不了解中国整段历史。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分别掌管拟旨，审核与执行的权力，与皇权相互制衡，可谓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制度。明朝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贾谊和汉文帝谈话，不觉膝之前席，可见不但三公，连小官见皇帝都是坐着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处。

隋唐以前丞相作为政府首脑，有庞大的理事机构，可以封驳圣意，具有相当的决策权力，所以出现了诸如霍光、曹操、司马氏一类的权相，杰出的政治强人，在君主不堪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执掌国家。

而到了宋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士大夫与皇帝对话，不许坐，只能站着。而元明清时代，进一步倒退。元朝肢解三省仅剩中书省，明朝做得更绝，裁撤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这两个举措，利于朱家人统治、即便是无赖也能稳固权力，但对国家的政治发展而言，却都是败笔。没了士人权力空间的明朝，显然比元朝更加没落。

明代的士大夫与皇帝对话，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从坐到站到跪，说明了三个时期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本来，士大夫从汉唐共存共治，到两宋由合伙人降作店小二，已经江河日下了，而到了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卖身的奴隶，士大夫成为皇家的奴役了，当然后来的清则更惨，公开争做奴才，士人地位掉入谷底。

政治地位的下降，必连经济基础的削弱。明朝士大夫既不像汉魏世族那样有威势，又没有隋唐以来世族的庄园经济基础，所以“求皇家豢养”几成生存唯一路径。士人拼读指定教材，中举做官得懂君主的心曲，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喜怒为喜怒，从办公事上分一点残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业。一有不是，便丧家破身，挨鞭子、棍子是日常享受，充军、做苦工是从轻发落，不但尊严谈不上，连生命都时刻在死亡的威胁中。其中虽然偶有被宠用的酷吏特务类士人看似风光，可那像胡惟庸一样，不过是狗仗人势。在朱元璋心目中，甚至口头上，只把这些人当恶狗，养着咬人。皇帝越威风，士大夫越下贱，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士大夫越受压制，皇帝就越尊贵。君臣关系嬗变主奴。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体贴入微地逢迎阿谀，把皇权抬上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杀士局，令中国士大夫的人格乃至整个族群的人种都发生了变化。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隐逸是中国士人的自由，并且得到朝廷的鼓励和褒扬，但明代士人连这个自由也没有。朱元璋制定法律不准士人隐居，朱棣则是一心把天下文人都刻于一个模子。大明律法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不为君用者，杀且没其家；为君用者，不解君意，动辄得咎，结果多数还是被杀。真是无可奈何，无所适从。古代“刑不上大夫”，洪武永乐二祖时代，刑不仅上大夫，而且大夫常被侮辱，有的当朝被打死，被打屁股，被批颊，被抽筋剥皮。还有戴死罪和徒流罪办事，即判刑戴着脚镣还坐公堂上审案处理别的罪犯，或被打了大棍后仍回原衙门上班。士人最讲究自尊自重，但被朱氏父子侮辱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自尊呢! 于是，二祖之后，士人们每日胆战心惊，惶恐不安，谁也不敢乱说，更不要说写出优秀的诗文了。

有着几千年士大夫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到了此时，已蜕变为:唯上是天命，奉旨写谀文。

常言道，人必自尊而后人尊之。明代文人面对皇帝谄谀实际上是自轻自贱，士人并不觉得自己高贵，甚至连解缙这样的狂士才子，也因拍马屁拍到马蹄上而英年绝命，大明芸芸众士，还会产生什么精神贵族，及其可以传世的高质文化产品！

明末大学者顾炎武认为,“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也就是说，二祖时代，是世道人心发生大面积崩塌和扭曲的时代。也就是说，朱元璋朱棣所作所为，甚至劣化了中国人种。

对比古代史，这绝非夸大其辞。

提及中国人，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有个更荣耀的称谓：华夏人。“华夏”这两个字做何解？成于东汉、中国最早的大字典《说文解字》如是说：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所谓“华夏”的正解应该是：荣耀的中国人。后来，华夏族成为中国汉民族的前称。可见，中国华夏人，自诞生以来，带着与生俱来的一份荣耀。这份荣耀，与祖先的年龄和人口的数量关系不大，而主要是与民族品质息息相关。

为什么今天人们提及华夏民族，无论中外，都盛赞先秦呢？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品质可爱。知耻的义士、殉道的武士、持剑的文人、不屈的贵族、阳刚的君主……比比皆是。随后的汉唐，虽然儒教三纲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但好在此时中国尚存政治开明空间，文化争鸣与阳刚雄风尚在，兵家还受推崇，铁血士大夫携儒家五常五品“仁义礼智信”，走在尊王攘夷的正统大道。

但是到了大明王朝，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已发生大变。伟岸士人少见，太监宫女人格盛行。华夏文明中有两个独特的“发明”，在明朝被发扬光大。但包括近邻日本在内的全世界是不学的，什么发明？那就是阉割与缠足。

这世界就雌雄两种人，朱明皇室，一是让男人“去势”，二是让女人“去步”，一个令其繁殖不能，另一个使其行动不便，从而组成了最令统治者放心的“准人类”族群。

纵观明朝士人。在野的，忠君不渝，只求货卖帝王家，不以探究真理、造福国家民族为崇高目的，仅以维护帝制皇权运行方略为生计前途。出于对皇权安全化的迎合，他们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精神阉割，这种太监化的文化行为深刻持久地存在，致使他们与西方同代独立知识分子拉开了巨大差距。纵然他们有怎样的美德业绩与立言，都不可能超出忠君报国的封建价值体系。

在野的，即便偶有反抗者，也乌有开明。明朝的造反者李自成、张献忠，其政治素养不及隋唐十八路反王，其政治诉求甚至不抵宋朝的钟相杨幺，钟相杨幺尚能喊出“等贵贱均贫富”这样彪炳史册的口号，而李自成、张献忠却只能喊出粗鄙口号“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重复的是强盗逻辑。他们反抗统治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成为统治者，他们从来都不是为新世界而战，因为他们没有政治信仰，也无政治制度更新之想象力，不过是“权力的击鼓传花游戏”。如此，即便他们坐稳了皇位，百姓还是摆脱不了受奴役的命运，甚至要面临着一个更糟糕的强盗世界。整个民族陷入内耗、退化的深渊而在劫难逃。

提及近代中国耻辱，人皆以为源自1840年晚清中英战争，其实，当你发现这个房子撑不住了，首先不是居住者的问题，而是建筑者的问题。 清朝是近代中国最黑暗的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别忘了，明承元制，清承明制。我如此深刻批判明朝，并非是为清朝洗白，而恰恰是想探究，中国为什么一步步跌入了失败的近代深渊，就近代史的排序，明在清之前，且是主体民族建立的王朝，如果明搞好了，中国就可能不会有清，直接进入民国，那将是中华民族多大之幸！但可惜，历史不容假设。于是追究近代中国耻辱源，就要上溯八百年，揭开近代中国之发端。

说来说去，我以为近代中国之劣化，朱元璋父子难辞其咎。后来清兵入关，中国近代百年耻辱，都与朱元璋废相，朱棣束阁，制造士人劫难息息相关。可以说，中国与西方拉开距离，始作俑者就是把皇权推上顶峰的朱元璋父子。他们通过两盘很大的棋，把士人搞成小草、蚂蚁，阿猫阿狗，如此他们再也无法造次。他们的皇权更集中了，但华夏文明和全体中国人却失去了活力，集体向后转。这是士大夫的劫难，更是整个华夏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