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为什么说孔孟可耻？

原标题：福泽谕吉为什么说孔孟可耻？

来源：“育才刘文震”的博客 作者：刘文震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

他们（孔孟）把人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而不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至于要把他们的学说实施于政治上，我认为也有很大弊病。

以上这段话摘自《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2016，商务印书馆，第56页。

这是我见过对孔孟最严厉的批判。作者是日本启蒙思想家，日元纸币最大面额人物，福泽谕吉（1834-1901）。

1、为什么批判孔孟

福泽为什么如此批判孔孟？

美国打开日本通商口岸后，面对西方先进文明，日本陷入恐慌。福泽是立足日本进步的立场，发此议论的。

这种批判在新中国早期阶段，某个领袖做过，多数人不同意。

面对落后的现实，人们极易病急乱投医。

有的建议设计一种全新的文明蓝图，有的建议学习西方的枪炮、铁路、洋房，有的建议改革政治制度，更有甚者，呼吁精神复古，道德内省。

福泽谕吉批判了以上说法。倡导学习看不见的文明精神。他尤其痛恨精神上的复古，也就是把做圣人、提高个人道德作为复兴的方法。

文明的精神是群体决定的，提高群体的德智水平是关键，而非个别英雄人物。他说，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得志的极少，多数以唏嘘叹息，牢骚不平了此一生。

孔孟之所以不被重用，不是周朝诸侯的罪过，而是另有不能任用他们的原因，这就是“时势”，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不用孔孟，是时代的趋势而已。

古来英雄成大事者，并不是用他们的智术提高了人民的智德，而是没有阻碍他们的智德而已。

道德在未开化的人事社会，对秩序有作用，随着民智逐渐开化，必然丧失作用。不仅在周朝末期，孔孟之道不适合，以后也不适合。

后世学者，切莫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

2、道德作用甚微

福泽谕吉当时提出的日本学习和赶超欧美，思路就是提高民智。文明进步靠人民，不靠个别英雄；最重要最优先解决人民的德智问题，其次是政治制度，最后是铁路、洋房、军器。

这本作品可以看作“群体精神文明论”。

作品最重要的价值，重火力批判了“道德能够推进文明”的复古迷昧。

进步是群体智德的进步。尤其是智力的进步，而非固守私德。

道德分私德和公德。私德是个人内心活动的纯洁、严肃，公德是社交行为的廉耻、公正、勇敢。

智力分为私智和公智。私智是对某件事物道理的理解，某个物体的研究，公智是分清事物的轻重缓急，能根据时间空间取舍的才能。

这两种道德争论非常尖锐。从历史上看，圣人都是鼓励私德的，本身也是私德楷模，民众多数认为振兴国家就是复兴私德。

福泽严厉指出，国家的进步不能依靠私德，因为道德不可测量，不可学习，不可控制。国家的进步也不能依靠宗教的推行，因为深佛两教讲的修德，与孔孟私德非常接近。

因此，学者不能把私德和私智，作为国家进步的关键。国家的进步要务实，需要智力的开示，智教的兴旺。

3、开智胜过修德

群体提升公德、公智需要智慧，开智胜过修德。

既然国家的进步依靠公智，重点就在如何根据时空条件，推动社会的进步。评价一个人在文明中的价值，不应该抓住私德过失不放，而要看公德贡献大小。

为什么福泽认为，日本的进步需要开智？

道德在未开化时期，效果最好，人际复杂、民智开化之后，道德的效果逐渐衰退。

道德存在于内心，不是外在行为，影响范围很小。修私德本来就是为自己，如果是为他人修私德，则是伪道德。而智力与外物接触，可以经过调整、进步，创造多数人的利益，影响范围很大。

道德好比铁材，智力好比加工。加工程度越高，工具越厉害，应用越广泛。

最后，智力是可以批量学习提高的，道德却靠个人内心的努力，效果因人而异。因此，智教的价值远大与德教。

对国人刺激最大的是这点：私德对于集体进步无益，孔孟之道对政治无益。孔孟之道，是万万不可用于政治的。

现代人读这样的作品，一定要结合当时的背景。福泽谕吉如此强调智力、公智的重要性，是因为当时日本急需提高战斗力，保证国体不会沦丧于异族。

4、如何发愤自强

一百年后，对这三种迷昧的批判，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目下中国的国学复兴，民间的宗教隆盛，群体陷入恐慌，福泽的批判给人一定的启发。

企业在寻找突破的时候，以道德为切入点，个人在寻找进步的时候，退缩到宗教安全伞下，获得了虚幻的胜利，对改变实力没有帮助。

福泽很像东方的尼采，不过尼采是个人权力意志的，他是国家实用主义的。两者都强调实力，否定传统个人道德的重要性。

我从来不惮以国家比喻个人。因此，完全可以把这本作品当作企业和个人的进步书，对于个人的发展而言，振聋发聩。

第一，学习相对进步的，不要期待完美无缺的学习对象。只要比自己优秀的都可以作为学习目标。

因为进步虽是无限的，但学习必须寻找可行的目标。看到对方不完美，封闭学习入口，这是恐惧带来的借口。

第二，学习精神而非模仿工具。

学习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学习难的还是易的？在福泽时代，是有争议的。晚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学习的就是有形的，容易的。

福泽是相反的观点。先促进文化精神，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证明这个逻辑是有效的。

第三，务实进取，搁置道德和宗教。

在图谋进步的过程中，克制私德的崇拜，甚至搁置道德争议。道德不是奋发图强时候的第一要务。

在企业变革期，也不要陷入道德的争论，企业管理制度多关注行为层面，少讨论道德内容。

至于引进宗教的力量，只能纯洁个人内心，对于群体进步，收效甚微。

（来源：“育才刘文震”的博客 作者：刘文震）

福沢谕吉(ふくざわゆきち，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大阪人。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

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福泽谕吉在为该报所写的《本报发兑趣旨》一文中称，本报"以专记近时文明状况，议论文明进展之方略事项，追踪日新月异之风潮，并报道于世人为宗旨"，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福泽谕吉本人在从报刊创立的1882年3月到他去世之前的1902年11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有时是间隔一两天--都为该报写文章，包括社论、评论、随笔等近千篇，议论国内外大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文章占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的一半以上，在岩波书店1961年版全十六卷《福泽谕吉全集》中占了九卷，其中涉及侵略中国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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