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胜苏联，理由可追溯到国共大战

原标题：中国经济改革胜苏联，理由可追溯到国共大战

【文/ 孟捷】

我们在改革一开始，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的调整。当时叫“分灶吃饭”，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大包干制度”。

当时中央和地方实际上就财税等收入达成一个协议，各个省不一样。在那以前，地方的所有盈余都要上交国库，现在允许你按照和中央谈判的某个比例保留。这当然极大地刺激了地方的积极性，而且地方经济发展得越好，它可能拿到的越多。所以这制度在80年代流行以后，起到了很大作用。

1992年南巡以后，教育部组织一些高校博士去珠三角调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印象非常深刻，经委的一个副主任给我们作报告。这经委同志年纪也不小了，五六十岁，应该是军队转业干部。当时做报告，讲到邓小平同志南巡，他眼泪盈眶，他们感谢邓小平，邓小平让他们变富，让他们有钱了。

这制度后来当然对中央不太有利。王绍光教授跟清华大学的胡鞍钢当时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这个数据计算当时中央的税收占GDP的比例，大家看到80年代这比例急剧下降，好像到最后只有20%还是多少。我印象很深刻，他们说这比例已接近前南斯拉夫的比例。什么意思？前南斯拉夫在这个比例下，后来就分裂了，这叫国家能力严重下降。所以后来有了90年代初朱镕基总理推行的分税制改革，这样就把趋势扭转了。

尽管分税制改革和财政包干制度有所区别，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有一个新的调整，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化，就是赋予了地方很大的自主权。在财政包干制度下，地方是既有财权又有事权；在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把很多钱收回去了，但是把事权留给地方——你不是没钱吗？你可以自己去找钱。

因此就有了土地财政。地方突然发现土地财政是一个很好的搞钱门道。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家都可以想象土地会有一个天量级的增值，这一块被地方政府拿走了，这块钱比什么都大，而且来得很容易。

改革开放到今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土地是国有的，这是我们区别于西方市场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决定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土地国有不排斥土地可以商品化，所以在90年代晚期，我们设计了一个制度，土地是国有的，但是可以有偿转让和使用。这样就把土地在很大意义上商品化了。

地方政府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生主体，这样一来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提出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呢？打开一本经济学教科书，资本家追求利润、工人想要得到工资、土地所有者想要拿地租，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又增添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想要得到什么？它的行为模式又是什么？所以这就决定了关于中国改革的早期的一批政治经济学，最能反映中国模式的经济理论，它必须囊括一个关于地方政府的理论，否则就没有触及到中国模式的一个根本特点。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理论，比如曾有过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这是比较早出现的，后来又有地方政府围绕GDP进行锦标赛竞争的理论。这些理论当然都有它的一些贡献。比如财政联邦主义比较了前苏联的经济结构和中国传统经济的结构。

为什么中国容易开展分权制的改革，而苏联很困难？我们跟苏联确实不一样，我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比较有弹性的，不是那么死板，地方始终有某种自主性的权力。这种自主权，我们甚至可以归溯到1949年以前。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国共两军打仗，除了看热闹，你们有没有注意过为什么共产党军队会赢？当然，除了纯粹军事的原因，其实还可以找制度的原因，看共产党是怎么指挥军队的，它的制度是什么。

我记得周总理当时有一句话，他说“你看，我们中央虽然在延安，实际上我们在延安指挥各大军区作战。中央第一没钱，第二也没军队，那我们怎么指挥呢？我们靠发电报。”所以你看，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一个高度分权的体制，什么第一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各个军区的独立自主性非常强。看林彪跟毛主席的电报或者粟裕跟毛主席的电报，你会看到前线的自主性是非常大的，经常不听中央命令，中央有时候事后承认你们是对的。

蒋介石不一样。蒋介石有时候会指挥到前线的一个团长、营长，这是一个非常僵化的体制，是高度集中化的体制。所以它跟共产党的军队比起来，不如共产党的军队这套体制灵活，后者是一个集中和分权结合的体制。

前苏联为什么经济改革没有走上成功，很大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它没法分权，没有分权就没有改革。最后只能来一个休克疗法，而且休克不是疗法，光有休克没有疗法。因此苏联经济那时候是一个急剧的滑坡。

中国到解放以后，毛主席写过《论十大关系》，其中一大关系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建国初我们曾经有大区体制，比如上海当时是华东局，当然后来撤销了，这体制是从解放战争中留下来的。虽然后来尽管撤销了，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相对来讲一直还是有点灵活的，这决定了后来我们中国改革的进步——放权，向谁放权？向地方政府放权。

当然，到最后中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它已不光是在中央向省一级政府放权，而是省再往市，市再向县，所以中国地方政府竞争是以县为单位基础的一个竞争。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竞争画面：一个县级市——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苏州的昆山市，它是县级市——它的GDP可以超过一个省会城市的GDP。也就是说，一个地级市未必一定要跟地级市竞争。所以现在经常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把广东的GDP跟某一个国家相比。这是中国经济非常生动活泼的一个景象，它带来了非常多的变化。

回到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我们说这个理论有贡献，但是也有缺点。为什么有缺点？因为它对政府行为的解释，失之狭窄。为什么说“失之狭窄”？因为它认为在中国的改革当中，政府的作用仅仅是界定产权、监督合同的履行等等，这个作用非常有限。但实际上在中国的经济当中，地方政府的作用比这个要大得多。

比如我是安徽人，我经常喜欢讲一个故事，就是奇瑞汽车。

在奇瑞汽车以前，中国汽车有三大业：德国的桑塔纳，这是大众汽车；跟长春合作那个叫捷达，两家都是大众；还有一个法国的叫富康，富康是两厢小车。当时我们学开车都学那个，那车开起来很痛苦，车很小，卖得很贵，桑塔纳最贵能卖到近20万。你今天一看这车质量是非常低劣的，它能卖那么贵，所以可以想象德国人拿了多少垄断利润。

奇瑞汽车是安徽省政府和芜湖市政府投资做的一个项目。随着奇瑞汽车和其他自主品牌汽车入市以后，你会看到汽车价格马上就开始下降了。在这情况下，政府起什么作用？它绝对不仅仅是监督合同的履行或者界定产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直接扮演了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

所以企业家绝不仅仅是像马云这样的个人，它可以是一个组织，比如说地方政府。如果从这角度来看，现有的中国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虽然有它们各自的贡献，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

这里我还想简单地评论一下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大家都知道这是林毅夫教授的理论，这理论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关于地方政府的理论，而且也没对现有的几种地方政府理论给出它自己的评价。这样一来，它对产业政策的描述在相当程度上是空洞的。

大家都记得林毅夫和张维迎教授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这讨论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跟中国现实不完全符合，甚至我们可以说它不太切题。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产业政策，或者有没有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当中，问题的核心是产业政策能否有效。

在中国我们既有中央政府，又有地方政府，这意味着中央政府有产业政策，地方政府也有产业政策，这是一个双层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叫它“双层产业政策”。那么非常有趣的一点是，这两个产业政策未必是一致的。

用电动汽车举例。特斯拉是电动汽车，中国也有电动汽车，而且我们还有一种电动汽车叫低速电动车。山东省是生产低速电动车的一个大省，低速电动车很便宜，小几万块钱。特斯拉50、60万块钱，但是我2万块钱的也是电动汽车。那么对这种电动汽车产业政策，我们就能看到“双重产业政策”非常好玩的一个效果——

在中央层面，对这种产业发展是不鼓励的。到地方政府层面，就存在一种选择：你是跟着中央产业政策走，还是另辟蹊径？我们看到不同的省有不同的选择，某个省可能完全听从这种产业政策，那这种低速电动车在你这儿就没法发展；但是以山东省为代表的省份，没有完全跟随这政策，自己奉行另外一套产业政策，所以它现在是低速电动车的大省。

这故事是非常有趣的。中央来一套产业政策，地方政府马上有选择，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我们是不同的产业政策在竞争。针对一个部门的产业政策，在地方政府这个层面它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他们在政策执行上在相互竞争，然后由此决定具体的产业政策是有效，还是没效。

经济学家总是试图用一些既有的理论来理解中国实际，但中国的经济模式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些原有理论框架所能设想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没有从某一个现成的理论版本出发来做事情。

比如小平同志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搞了几十年，现在还不清楚。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解除对实践的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然后又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我们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小平认识到，要真正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是不能逾越的一个选择，所以从此找到了一条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这么一条道路。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包括习总书记也这么讲，改革是一场社会革命。把这话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话比较，很相像：毛主席当时直接谈我们就是革命，革命是为了摧毁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障碍是“三座大山”；从小平到习总书记的表述，改革同样是一场社会革命，变革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和解放制度障碍，且改革没有完成时，改革永远是进行时。

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说从小平以来到今天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巨大发展。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GDP总量这个巨大成就——我们不仅超越了日本，而且接近达到美国的百分之六七十。这些成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去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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