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的最后时刻

原标题：卢作孚的最后时刻

撰文：庄秋水

1952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头版左上角刊登了一则消息。新闻标题简单直接：“卢作孚自杀”，内容也极为简约：“民生公司民铎、民恒于2月5日与8日，相继被特务有意识破坏后，总经理卢作孚忽于8日晚自杀，内情未明，政府正竭力侦察中云云。”

彼时有多少重庆人读到了这条新闻？又有多少人暗暗推测前因后果？毕竟卢作孚是国内航运业巨头、四川省举足轻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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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前，59岁的卢作孚“平静”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多年后，他的长孙卢晓雁回忆说，那是一个天色特别阴暗的下午。天还没有黑，回到家中的卢作孚一个人到屋里睡觉，当厨工做好饭，让卢晓雁去叫爷爷吃饭时，五岁的他不晓得爷爷已经再也叫不醒了。他记得奶奶回到家中，然后听到奶奶的哭声，来了很多很多人，他们还把家里的箱子柜子都用纸条封起来。（赵晓铃：《卢作孚的选择》）

当日上午，卢作孚最后一次走进他亲创的民生公司，大楼走道里贴满了各种小字报。此时全国党、政、军机关展开“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卢作孚要去参加的便是民生公司的“三反”动员大会。

后来出版的回忆文章中，对这一天动员会上发生的事，民生公司元老李肇基，卢作孚之子卢国维，公股代表张祥麟的描述细节有不少出入。无可争议的是，卢作孚视作子侄辈的服务员关怀跳了出来，揭发公股代表“受贿”。而其证据便是之前在北京开董事会，私方代表总经理卢作孚请董事们吃饭看戏，还一道理发代为付钱。虽然关怀并未点卢作孚的名字，但有“受贿”则必有“行贿”。

事实上，就在1951年12月1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刻意强调了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的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认为这种腐蚀具有必然性和巨大的危险，而且现在是到了全党动员，切实执行二中全会决议的“紧要时机了”。 所以，从1952年1月26日起，毛泽东布置在全国大中城市“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目的是“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由此可见，关怀“提意见”，可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了。对此卢作孚内心究竟如何翻江倒海，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以后，卢国维从在场民生职工那里得知，父亲当时“面色难看”。他当时一定是非常绝望，否则不会在会后找关怀，问他，自己花自己的工资有何过错，为何讲话不实事求是。

事实上，直到当天早上，关怀才从卢家搬出去。不妨推测，关怀发问，应该是安排好的。也就是说，矛头指向卢作孚，不会是“三反”动员会上的即兴之作，相反，应该是公股代表（政府）做好部署，引向民生公司这位资本家。

会上，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没有和卢作孚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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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卢作孚自香港返回大陆，并推动民生公司在香港和海上的十八艘商船全部返回大陆，他亦向周恩来提出公私合营建议，一定未曾预料到此后的一系列变故。

1949年政权更迭，卢作孚是国共两党都竭力争取的对象。以事业为重心的卢作孚选择留在大陆，毕竟他的事业是在长江和沿海。此时，民生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总吨位约七万吨。新政权建立后，12月上旬长江通航。但囿于西南局势不稳，市面萧条，航运业业务减少，以及公司的内外债务，民生公司在1950年2-3月的亏损便达150亿元，2月下旬已经无力给员工发工资。从前公司资金短缺时，尚可以求助民营银行，如今银行业务均已在政府控制之下，除了向政府求助，民生束手。

因此，在1950年初，身在香港的卢作孚委任总务处经理何迺仁为代表，和新政府反复沟通，希望可以获得贷款帮助民生度过困难期，并提出公私合营的构想。经过反复商谈，终在这年8月10日，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和卢作孚在《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上签字盖章。按协议书内容，就是在民营企业中加入公股，共同经营，不改变企业所有制。公私合营的组织模式，是由新政府派出代表，与私有股本董事一道管理公司。

貌似皆大欢喜的表象背后，是“公”和“私”对“合营”的不同理解。多年后，正式公私合营之后出任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刘惠农评价说：“卢先生提出的公私合营和党的公私合营思想并不是同一概念。卢先生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我们党同意公司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卢作孚追思录》，重庆出版社）

政府洞悉卢作孚面临的困境和他的心理。公股代表张祥麟说得极为明确，私方主动表示愿意公司合营，其用心“一方面是本身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想搞公私合营来装饰门面，以便不断取得政府的方便贷款，另一方面是想政府派来公股代表帮助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劳资纠纷”。在卢作孚提出公私合营之后不久，副总理陈云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一次党组会上亦曾表态：“有些资本家现在遇到困难，提出要公私合营，我们不能随便答应，要考虑利弊得失，不能一说合营就都是好的。”

一心为民生谋出路的卢作孚并不知晓新政府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如何将资本主义企业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当政者在思考的国策。这和1951年2月发动并持续到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1951年秋到1952年夏秋的“三反”、“五反”运动，还有1951年开始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都是新政权进行社会改造的重要内容。旧秩序将被彻底摧垮，国家力量和新的价值观将深入到社会的每一层肌理。

事实上，新政府视民生公司为公私合营的一个标本，它的模式将成为今后大规模公私合营的一个范例。于是公股代表组一开始便是强势进驻民生公司。1950年10月23日，公股代表首次参加了民生公司董事会。此后几个月的过渡期，公股代表有意培养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派干部到各轮船各部门，兼之镇反运行中几十位民生职工被逮捕，原先的管理层迅速萎缩。卢作孚所信任的几位中高层干部也被清洗，他所重用的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甚至被逮捕处决。

卢作孚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让民生公司走出困境，恢复正常生产，而公股代表最关心如何尽快“改造”这个企业。双发冲突不断，以致于首席公股代表不得不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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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民生公司轮船事故频发，被认为是没有充分发动工人群众、改革工作不够彻底所致。11月24日，中央财政委员会发布《关于民生公司问题的通知》，认为民生必须要进行更大的改革，在彻底改革之前，政府不会借钱给他们。于是在12月28日，民生公司成立由公私双方代表组成的八人“民主改革委员会”，卢作孚担任主任委员。次年2月6日，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总经理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

这次检讨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忆及未做民生前生活之艰辛没有出路，一度泣不成声。他作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比如有小资产阶级意识，被城市的习惯侵蚀学会享受等，但是他对自己的总结可谓掷地有声：“我一生没有土地，没有私人投资，私人没有银行往来，没有回扣，没有受礼物，对公司有时有点欠支但立刻扣还。”

仅仅两日后，他便仰药自尽。其遗嘱可谓是之前自我总结的一个注脚。遗嘱非常简单，写在一张草纸上。一、妻子蒙淑仪生活依靠诸儿女；二、民生公司股票退还；三、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四、借公司的家具归还。

这位出身贫寒、为实业救国理想奋斗了大半生的实业家，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卢作孚

当时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的《大参考》（1952年第35号）刊载了一篇文章《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文中说卢作孚自杀原因，外间揣测（一）解放前卢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事情。（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沉，卢的周围也有特务，卢死的原因甚为可疑。

这应当是公方代表们的看法。民生公司兼职研究员赵晓铃花十多年时间研究民生公司，她多方探访当年的当事人后，认为卢作孚的死，是死于他把诚信看得比性命重要，他未能兑现对民生股东们的承诺，而他的血肉之躯，亦难以承受经营多年的民生事业和员工遭受摧残，“那些如山般的猜疑、背叛、诬陷和奇艰大诽！在长时期的极度焦虑和多次重大打击之后，他选择了自杀来解脱”。（赵晓铃：《卢作孚的选择》）

这封倾向明显的内参还提到了民生人对总经理之死的反应。民生机器厂一位副厂长说：“卢作孚白手兴家平生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落得这般下场，有些可惜。”在白手兴家后面，括号里加了一个注：“卢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一个创办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致力于社会建设的理想主义者，曾经享有巨大的社会声誉，如今在当政者眼中，成为一个攀附、掠夺的资本家。可以说，这个括号里的注，决定了卢作孚在1949年之后的命运。

卢作孚死后半年多，民生公司在9月1日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1953年2月，毛泽东乘军舰去南京，刘惠农被特邀到舰上汇报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经验，特别强调公私合营让民生公司获得新生，对其他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指导作用。6月，中共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由此开始拉开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大规模改造的序幕。1955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各省委、市委书记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会议上，刘惠农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经验总结为四条：一、必须采用社会主义管理方法；二、对资产阶级分子一方面团结，一方面批评，在教育和使用中达到改造的目的；三、对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不仅要适当安排，还要大胆使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四、必须依靠党委的领导和党内思想的一致。这些经验，以后部分上升为指导全国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

卢作孚死后，民生公司肃反运动升级。他生前视作优秀人才、民生历史上的有功之臣袁子修（重庆分公司副经理）、何迺仁（驻京办事处主任）、郑璧成（原主任秘书）等纷纷被捕。当日选择“大义灭亲”的关怀亦被捕。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