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他们永远留在了2018

1949年，一个告别的季节，鸿雁于飞，穷秋南去，不知何时北归。

一湾浅浅的海峡，恰似银河阻隔，一边江山易帜，万象更新，一边梦呓乡语，彷徨不安。

这一年，有人随国民党东渡台海，还有人南下香江。在此之前，港、台从未涌现过重量级的文化名人，此后，两地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

而留下来的人，起初并未感觉生活发生巨变。北方的老百姓，平时还是习惯去茶馆听评书、相声，演员们的三言两语便能逗得人捧腹大笑。

一水之隔，成就三个不一样的江湖。

1

1950年，一个出生于辽宁曲艺世家的少年单传忠，刚刚结束跟随父母在东三省到处漂泊的生活。16岁的他已熟读多部古典名著，平日里边读书边帮助父母抄写段子。

家中长辈多为民间艺人，精通西河大鼓、评书等技艺。他们为了赚钱，常要四处闯荡。单传忠小时候就跟在父母身后，拿着小箩筐下去收钱，喊着“捧场了”。他当时想，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

单传忠不喜欢这个行当，他更希望能考大学、学工科，找一份正当职业，这样跟别人说起来倍儿有面子。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单传忠的父亲单永魁因与“反.革.命” 罪犯佟荣工有来往，被判了六年刑。可是直到被捕，单永魁也不知道那个连累他的朋友到底做了什么。

被拘押整整一年后，单永魁才得以写信告知家人。家中突遭变故，单传忠的母亲竟狠心跟丈夫离了婚，独自离开，丢下儿女们在家。

当时，单传忠刚开始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却发现靠母亲寄来的微薄生活费，无法养活自己和年幼的妹妹。

为了养家糊口，单传忠不得不放弃学业，拜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取艺名“单田芳”，如祖辈一般投身曲艺。

▲单田芳。

剑未佩妥，出门已是江湖。

2

单田芳的父亲含冤入狱，导致家庭破碎。远在香港的27岁青年查良镛却永远失去了他的父亲。

1951年，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被以“不法地主罪”处以死刑。

海宁查家是当地名门望族，查枢卿这位远近闻名的慈善家，还曾一次捐出1000亩水田作为“义田”，为人称颂，可还是死于建国初期的运动中。

查良镛得知父亲死讯，悲痛万分。

此前一年，他还曾奔赴北京，想要报考外交官，投入新中国的建设。现实却给这个热血青年当头棒喝，他被告知，由于他出身大地主家庭，又不是党员，进不了外交部。

查良镛只好失望滴返回香港，却幸运地躲过了此后的政治运动。第二年，查良镛调到《大公报》旗下的《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

1955年，《新晚报》的编辑梁羽生刚完成上一部武侠小说的连载，一时半会儿不知写什么。

大受欢迎的武侠小说不能就此断更，《新晚报》负责人只好让查良镛临时顶上。

于是，查良镛取笔名“金庸”，开始连载自己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金庸。

这一写，不得了，之后他在十七年内创作了 14部长篇武侠小说，用一副对联连起来就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妙笔一书，就是一个让几代中国人心驰神往的江湖。

3

有人用一支笔写江湖，有人用银幕画江湖。1957年，邹文怀进入邵氏兄弟电影公司，不久就被提拔为制片经理。

邹文怀学新闻出身，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早年曾做过记者，来到邵氏后，他很快成为邵逸夫的得力助手。

尽管邵逸夫有万贯家财，此时的邵氏却并非一家独大，其竞争对手国泰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为此，邵氏从对手公司挖角，直接给出两倍片酬。林黛、凌波、李翰祥、张彻等一大批演员、导演先后投入邵氏旗下。

邹文怀一眼就看出武侠电影的市场前景，他请来张彻担任导演，倪匡担任编剧，推出经典武打片《独臂刀》系列。与胡金铨共同掀起香港武侠电影浪潮的张彻，和日后名列“香港四大才子”的倪匡，由此开始长达十多年的合作。

《独臂刀》一经上映，票房收入首过百万，硬桥硬马的武打动作、英武豪迈的阳刚之气在此后数十年深深影响着香港电影。

▲《独臂刀》剧照。

身居幕后的邹文怀功不可没，但他与邵氏高层却渐生隔阂。

后来，他如此说道：“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总会有想改变的时候。而且，我跟邵老六其实是同一类的人。一小片天底下有两个我们，实在是太挤了点。”

4

还有人，天生就是一身江湖人的豪气。

政权鼎革的1949年，14岁的李敖随父母赴台，进入台中第一中学就读。自那一年起，台湾当局实行戒严。金庸开始写小说的那几年，少年李敖在密谋叛逃回大陆。

他的高中老师严侨是近代翻译家严复的长孙，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年轻的李敖与他交往甚密，一起喝酒，一起痛骂国民党，因为没钱，严侨喝的酒还都是最劣等的米酒。

1953年的一个深夜，严侨被台湾当局拘捕，李敖和他密谋的偷渡也就不了了之。

李敖没有因为当愤青耽误学业。1954年，他考取了台湾大学法律专修科。李敖学了几天，发现不感兴趣，退学重考，又考进台大历史系，就是这么任性。

在台大历史系，李敖遇到了另一位他十分爱戴的恩师殷海光。

能让李敖如此自负的人尊敬，殷海光自然有其过人之处。他自诩为“五四后期的人物”，一向直言不讳，曾在1948年的《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被蒋介石怒斥一番，差点丢了工作。

李敖继承了殷海光的狂放不羁，也承认自己受到了“半个殷海光影响”。

大学毕业后，李敖当过兵，曾任少尉排长，又向杂志投过稿，写文章宣扬所谓自由主义思潮，反对国民党独裁。他接掌《文星》杂志后，将其作为反对国民党的阵地，结果这杂志没多久就被禁了。

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在台湾的被禁书多达96本，还曾被台湾当局封杀，两度入狱。

他说，锻炼一个男人最好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军队，另一个是监狱。这两个地方他都曾体验过。

李敖，就是这样一个狂放的江湖浪子。

5

解放后，全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仍极度匮乏，传统曲艺成了老百姓日常解闷一个必不可少的娱乐项目。

单田芳学成之后，最初在鞍山曲艺团表演评书，一人、一桌、一椅，醒木一拍，一个传奇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1956年大年初一，单田芳登台说了两个小时《大明英烈》，反响热烈。

那次演出，单田芳赚了4块2毛5分钱，回去的路上，他给家里买了一斤猪肉，十个鸡蛋，还给自己买了一包烟，口袋里还剩3块多钱。

在当时，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并不容易。

可惜好景不长，1962年，有关部门规定，传统曲艺的演出必须停止，所有演员都必须“说新唱新”。

这一新规几乎砸了大部分说书人的饭碗，不讲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江湖艺人还能靠什么吃饭。

单田芳却独辟蹊径，很快将《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等红色小说改编为评书，果然得到领导肯定，事业蒸蒸日上。

单田芳一举成名，终于过上好日子，一家奔小康。进口手表、自行车这些寻常人家难得一见的贵重物品，他想买就买。

枪打出头鸟，十年浩劫一来，单田芳不出意外地成为被批判对象，批斗、打骂成了家常便饭。他曾遭到毒打，听力一度受损。

1969年，单田芳被下放到农村，整日干着挑粪、搬砖等苦力活，更要忍受旁人的冷嘲热讽。

他年少时曾放弃评书，后来历经十年苦练，凭借评书名扬天下，如今，却看不见重返书坛的希望。

6

这一时期，一股极左风潮由大陆吹向香港。

金庸在连载武侠小说的同时，又创办了《明报》。《明报》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客观公正，极具先进性，后来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1962年的《明报》。

金庸曾回忆说： “当时大陆搞’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亩地产三五万斤粮食，这个当然是假的，放屁，于是我就不登。”

除此之外，金庸还曾在《明报》中明确反对在香港搞文.革，报道内地人民逃港潮。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金庸在报纸上发表社论，把邓.小.平.比作其笔下的大侠郭靖，并称他一定会东山再起。

为此，香港左派一度将金庸视为暗杀目标。

国民党统治台湾期间，金庸还曾在报纸上捧过国民党，这让李敖很看不起他。李敖批评金庸说，他的信念“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不信。”

金庸被威胁时，李敖在骂人。

李敖一生口无遮拦，骂过三千余人，台湾的政客们被他骂了个遍，尤其是常对蒋介石父子口诛笔伐。

1970年，台湾当局将其拘捕，判了十年，罪名为“台.独.”，有些无厘头。

1975年，蒋介石去世，狱中的李敖听说后，乐得一宿没睡。第二年出狱，李敖依旧把火力对准蒋氏父子和国民党，坚持写书，写一本，被禁一本。

屡败屡战的李敖为了卖书，就到临江街夜市的地摊上，把自己的书和黄色书刊放在一起。“结果很多人买错了，现在就变成我的读者。”李敖回想此事时调侃道。

7

时局动荡，香港的电影江湖没有停滞不前。

1970年，邹文怀出走邵氏，成立嘉禾公司。

由四金块和嘉禾两个红字组成的经典片头，伴随着“邹文怀”的名字，在香港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没有邹文怀，李小龙也许会一直在美国漂泊，成龙也许永远只是配角，许冠文恐怕也无法成为喜剧大师。

1971年，远在美国的李小龙先与邵氏公司取得联系，打算回港拍电影。

邵氏为李小龙开出的片酬只有2000美金，还要签长期合约。骄傲的李小龙坚持要邵氏先寄来剧本作参考，并要邵氏派人当面和他谈，合作事宜另行商议。

邵逸夫对李小龙的态度很不满意，就这样与之错过。

就在此时，嘉禾为李小龙抛出了橄榄枝，派人登门拜访李小龙。李小龙被其诚意感动，双方一拍即合。

1971年，李小龙加盟嘉禾。当年拍摄的《唐山大兄》，是李小龙首部担任男主角的电影，这部电影上映不到三周，票房达到320万港元，创下香港票房纪录。

▲李小龙与邹文怀。

嘉禾草创之初，处处遭邵氏打压。这部《唐山大兄》既让李小龙名声大噪，也让嘉禾取得开门红，香港电影的江湖就此进入双雄争霸的时代。

1973年，李小龙在女星丁佩家中猝死，嘉禾顿失台柱。

然而，独具慧眼的邹文怀迅速抓住了新机会。

1974年，曾为邵氏旗下的香港无线电视台（TVB）主持节目的许冠文，带着《鬼马双星》的剧本加盟嘉禾。

许冠文曾把剧本交给邵氏，并希望能和公司合资拍片、平分利润，可邵逸夫断然拒绝。

这时，邹文怀答应帮许冠文及其兄弟创办电影公司，许冠文就这样转投嘉禾，并于次年与弟弟许冠英、许冠杰成立许氏兄弟电影公司。

许冠文是香港无厘头喜剧的开创者，周星驰也要管他叫一声前辈。

1978年，成龙因出演《蛇形刁手》和《醉拳》两部功夫喜剧而小有名气。嘉禾很快与其合作，并安排他到好莱坞拍摄了《杀手壕》、《威龙猛探》等电影。

继李小龙之后，又一个国际功夫巨星冉冉升起。回首几年前，成龙还只是李小龙电影中一个被揍的龙套。

8

1978年，香港高楼林立，寸土寸金，其对面的深圳还只是宝安县下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

直到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设立特区时，深圳GDP不足2个亿（19638万元），而同期香港GDP约1117亿人民币。但是到2016年，深圳的GDP已比当初增长了1.1万倍，人口数量更是爆增了37倍。

▲深圳速度惊艳了世界。

改革春风吹满大地，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年，单田芳终于回到他朝思夜想的评书舞台，而且不用讲革命文学了。

十年未登台的他拿回醒木，激动得泣不成声。

一次，他讲《隋唐演义》，正说到书中的英雄扔暗器，一不小心劲使大了，嘴里的假牙就像暗器一样飞了出去，引得全场观众大笑。单田芳立马拿起假牙，用水一冲，戴上接着说，直到结束，没有一个观众离场。

进入80年代，他的评书节目依靠电视、收音机在全国传播，最火的时候，有400家电台播放其评书专场，每天听众过亿。

“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那个沙哑的嗓音、带有浓浓市井味的语调，道出了刀光剑影、江湖恩怨，铭刻在无数人心中。

对于过去几年吃的苦，单田芳说：“人要活得像玻璃，能把脏东西擦掉。”

▲单田芳。

除了评书，十年浩劫中被视为“耍贫嘴”的相声也在复兴。

马三立的弟子常宝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全国优秀短篇曲艺作品中夺魁，其获奖作品《帽子工厂》是批判“四.人.帮.”的开山之作，说的是那个年代乱扣帽子的现象。

年轻的师胜杰和姜昆合作相声《林海红英》，反映知青生活。师胜杰因家庭问题一直上不了大学，在北大荒一边做农工，一边讲相声。几年后，他成为侯宝林的关门弟子。

传统曲艺的江湖里，少不了相声的一席之地。

9

《三侠五义》、《白眉大侠》、《三侠剑》等故事，随着单田芳生动的表演传遍大街小巷。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在此时走进老百姓的生活。

1980年，创办于广州的《武林》杂志开始转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内地读者们一读金庸小说就放不下，沉醉在其笔下的江湖中，导致杂志几度脱销。

1981年，同样热衷于金庸小说的邓.小.平在北京接见金庸。他对金庸说：“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交谈中，邓主动谈起金庸父亲的事，并表示要“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回答道：“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那几年，金庸刚体会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1976年，他的长子査传侠上吊自杀。

失去爱子后，金庸一度痛不欲生，并开始潜心精研佛学。

金庸曾跟李敖说，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一向毒舌的李敖就调侃他说，佛经里的“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等以舍弃财产为要，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你要怎么解释自己的财产呢？

金庸有点窘，一时答不上来。

▲金庸。

到1991年，他一手创办的明报集团，盈利已近一亿元港币。

作家亦舒和林燕妮与金庸素有交情，曾为其写稿。但是金庸给的薪酬却很苛刻，亦舒要求加钱，他说：“给你加钱有什么用？反正你赚钱也不花。”林燕妮要求加钱，他又说：“给你加钱也没用，反正你都花掉。”

林燕妮被金庸称赞为“现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她曾是李小龙的大嫂，又与“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霑有过多年的爱恨纠葛。她为群雄并起的香港文坛江湖增添了几分似水柔情。

香港四大才子和林燕妮等作家推动香港通俗文化蓬勃发展，而在国学的江湖中，香港也有一位高手，那便是饶宗颐。

金庸说，有了饶宗颐，香港才不是文化沙漠。

国学大师饶宗颐出生于潮州首富之家，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 1949年，他在一位潮商的建议下，决定移居香港，之后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

1978年，饶宗颐退休后，常在世界各地周游讲学。有人喜欢把饶宗颐和另一位潮籍香港人李嘉诚相提并论，要说金钱，没人比得上李嘉诚；可要说读书，没人比得过饶宗颐。

饶宗颐的国学生涯，是一个人的江湖。

年幼时坐拥粤东第一藏书楼，随父亲在天啸楼苦读，18岁继承其父完成《潮州艺文志》，20多岁便走上大学讲台，中年去香港后，仍独居一隅研究典籍。

饶宗颐曾说：“我这个人很孤独，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我自己就有自己的天地。很奇怪，我认为没有孤独不能做学问。这个孤独感很早就有，这个孤独感，就是天性。”

饶宗颐曾写过一句诗，“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堪称其一生写照。

10

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江湖人李敖同样耐不住寂寞。

1980年，45岁的李敖与演员胡茵梦结婚。

李敖曾如此评价他这位风华绝代的前妻：“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有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那一定不是别人，是胡茵梦。”

本以为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然而这段婚姻在三个月后就迅速凋零，两人分道扬镳，从此恩断义绝。

李敖也曾希望得到胡茵梦的谅解。胡五十大寿时，李敖送去50朵玫瑰。胡60岁时，他还想再送60朵玫瑰，可惜那时她身在大陆。李敖找不到人，就在微博里感叹说，“云深不知处”，玫瑰送不出。

李敖一生阅女无数，女友数不胜数，且丝毫不顾忌将自己的风流史公之于众。

终结其风流情史的，是一个叫王小屯的小姑娘。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岁，于1992年结婚，生下儿子，取名李戡，即戡掉国民党之意。

然而，被他视为一生之敌的国民党，却给其机会，让他终于来到魂牵梦绕的大陆。

1987年，蒋经国宣布台湾解严，两岸交往日益密切。

当李敖走进大陆民众的视野，人们却发现他并不完全是一个愤怒激进的斗士。他不像龙应台那样直截了当地批判大陆，他关注更多的是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对大陆的社会问题三缄其口。

因此，后来网上有一个段子。

网友称有记者采访李敖，拿他和王朔作比较：“你们很像，都爱骂人”。

李敖却说：“他能和我比吗？他骂的都是什么人，我骂的都是能让我坐牢的人”。

有人将这番话告诉王朔，他冷笑道：“我敢骂能让他坐牢的人，他敢骂能让我坐牢的人吗？”

这个故事李敖本人并未承认，却深入人心。

▲李敖。

李敖自己说：“我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正义。”

1995年，日本一个所谓亚洲妇女基金会，决定向二战期间台湾慰安妇受害者发放赔偿金，每人200万日元。

他们要求接受赔偿金者，放弃控告日本政府的权利，不再提慰安妇问题。

很多人认为不能接受日本的这笔资金，却又想不出办法替慰安妇分忧，犹如今日正义的键盘侠，只会耍耍嘴皮子。

李敖这时候反而不多说一句，他认为很多慰安妇的生活条件极差，确实需要一笔钱，但也不能接受日本人的补偿金。

他捐出自己的珍藏一百余件，发起义卖会，最终与各界筹得捐款3800万元新台币，并将这笔钱全数捐出，作为台湾慰安妇救援基金。他希望，慰安妇在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前，拒绝来自日本的赔偿。

此事轰动一时。身在江湖，仗义相助，这是李敖的正义。

11

上世纪80、90年代，两岸三地的影视江湖也空前热闹。

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内地公映后，以1毛钱的票价创下了1.6亿元的票房纪录。后来在香港公映，同样叫好又叫座。

由于当时内地技术有限，打斗场面力求真实，连正经的动作指导都没有。据饰演反派“秃鹰”的计春华回忆，当时拍谁的镜头谁就要自己设计动作，一镜到底，于是片中出现了大量打斗的长镜头。

这部电影让李连杰一炮走红。

90年代，在香港发展的李连杰与嘉禾合作，拍摄《黄飞鸿》系列。邹文怀又捧红一个功夫巨星。

▲经典的嘉禾logo。

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表面光鲜亮丽，背地里却深受黑帮困扰。

黑社会资本大举进军影视圈，既成就了香港电影的辉煌，也使其乌烟瘴气。

这一时期，李连杰的经纪人蔡子明因卷入争端而被枪杀、刘德华曾被枪顶着强迫参演电影、周润发和周星驰等曾遭到黑帮敲诈勒索，而“靓绝五台山”的女演员蓝洁瑛，自曝曾遭圈内两个大佬强奸，这段惨痛经历导致其半生凄凉坎坷。

香港影视江湖的黑暗一直延续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黑社会资本逐渐撤出，香港电影也迅速走向没落。

嘉禾债务缠身，发行的电影质量大不如前，即便邹文怀有老骥伏枥的壮志，也有心无力。

12

香港回归前夕，金庸与其同族的港商查济民强强联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推出了有名的“双查方案”。这一法案经过修订，被纳入《基本法》内，足见金庸在港的影响力。

他在书中塑造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英雄，到最后，他这一介书生也为国家尽了一份力。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晚年的金庸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就像他笔下的大侠风清扬，隐居于华山思过崖，不问世事。

写江湖的人归隐，说江湖的人却不服老。电台没落后，单田芳的身影开始出现在电视上。

1995年，年过六旬的单田芳来到北京，继续评书生涯。

在六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单田芳共录制广播和电视评书12000余集，是所有评书艺术家中最高产的。

“咱们言归正传”，单田芳惊堂木一拍，白纸扇一抖，多少人曾侧耳倾听。“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多少人在这句话中念念不舍地听完一段江湖的快意恩仇。

李敖也没放下自己的执着。

2000年，他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落选，大骂台湾人就从来没有选对过领导人。2004年，他参选“立法委员”并获选，立马放出狠话，要让那些坏、贪、恶官们“官不聊生”。

晚年的李敖活跃于电视、网络，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个老头嘻笑怒骂，偶尔出现在热搜榜上。

13

2013年，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带着两个年轻编辑去家里看李敖，他问，去没去过台湾故宫。两个年轻人说，昨天去过了。李敖说，那你们明天可以打道回府了。因为台湾一共两件国宝，一件是故宫，另一件就是我，你们现在都看到了，可以回家了。

2018年3月18日，这位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的狂人逝世。

2007年，单田芳宣布离开评书舞台，江湖中再无他那声沙哑的“且听下回分解”。随着网络普及，娱乐方式日益多样化，他的声音在人们的记忆里逐渐变得模糊。晚年的他，依旧几十年如一日，早晨5点就起床，沏杯花茶，静思一天要做的事，然后准备些评书段子。

2018年9月11日，这位用一张嘴道出千军万马、江湖情仇的评书大师逝世。

2004年，金庸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之职，他说“我这个人当官，不行。拜师，我很愿意，让我教别人，我就不愿意，也教不来。”谦逊的金庸坚持继续求学，2010年，以86岁高龄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2018年10月30日，这位武侠小说界的绝代宗师逝世。

2007年，由于经营不善，邹文怀将嘉禾股份全部出售，从此隐退影坛。近年香港电影青黄不接，他曾感慨，如果再年轻二十岁，一定能重振香港电影，可惜现在年事已高，“我已经做了我要做的事情。”

2018年11月2日，这位一手创造嘉禾影视帝国的传奇电影人逝世。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大师离别，江湖远去。

2018年，又到了告别的季节。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两岸三地，有太多华夏名人与我们挥手道别。

国学大师饶宗颐、“光纤通讯之父”高锟、“中国核司令”程开甲、“中国海洋地质学之父”刘光鼎、“两弹一艇”元勋刘杰、香江才女林燕妮、现代文学大师刘以鬯、台湾新派武侠小说家萧逸、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常宝华、师胜杰、蓝洁瑛、李咏、计春华……

时光终究带不走，这一串串熟悉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