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之七十六：《李司机》

原标题：随笔之七十六：《李司机》

随笔之七十六：

《李司机》

一

我说的这位“李司机”，是三十八年前我在师大附中工作时的同事，汽车司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使劲地想了好多天，至今也没想起来。看来，这根记忆的“弦”彻底断了。

就像柳宗元笔下的植树行家“种树郭橐驼”那样，因为郭橐驼先天患有驼背病，隆起的背部就像是骆驼那个样子，平时人们都称他为“郭橐驼”。久而久之，乡亲们便忘记了他的名字。他听惯了，也欣然接受了这个没有恶意的绰号。

李司机的名字，同事中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原来我也知道。平时叫惯了“李司机”，便渐渐忽略了他的名字。

文化革命中，工宣队、军宣队进入我所在的附中。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指示”，附中在京郊昌平，从北京城里去小汤山路上的果园与北七家之间那个地方要了五百亩地，建立了一个农场，作为学校师生学农、劳动锻炼的基地。

农场距离学校有七八十里地。开办农场初期，从学校运送肥料到农场，都是师生排着队用小推车推。那个时候，夜里十二点之前，长安大街不允许过小推车。夜里十一点半，浩浩荡荡的小推车队伍从学校出发，长安大街上电报大楼上夜里十二点的钟声一响，便可通过长安大街。师生推着肥料装得满满的小推车，静静地穿过长安大街，步行大半夜，到天亮才能送到学校的农场。

那个时候到农场还没有通长途汽车，学校人员往来不是骑自行车就是步行。为人员往来方便，满足农场运输农业生产物资的需要，学校便购置了一台130小卡车。

第一个开车的便这位李司机。

李司机是怎么来到附中的？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他来附中时，我还不是学校的领导，估计应该是学校工宣队给调去的。

二

那个时候，李司机有五十岁左右。短粗身材，胖胖的，个子不高，也就一米五多点儿。人长得黝黑黝黑的，就像是个地道的老农民。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他嘴里镶着的那两颗金光闪闪的金牙。

李司机这个人不讲究穿戴，不修边幅，平时总是邋邋遢遢的。我们同事十多年，好像从未见过他穿过正儿八经的衣服。

夏天，为了凉快，他穿的那件短衫，好像是纱的，打渔的网似的，稀稀拉拉透气好。常常是皱皱巴巴的，还短撅撅的，连裤腰都遮挡不住。你不能说他没穿衣服，穿了，的确是穿了，还有领有袖。可他的肚脐眼儿都裸露无遗，就像现在一些赶时髦的女生们穿的那种露脐短款。他身上穿的那衣服，就是扔在大街上，恐怕就连叫花子都不会拣。

人不可貌相。别看他其貌不扬，工作态度、职业素养，可以说是一流的，那可没的挑儿。他的车保养得好好的，洗刷得干干净净的，没有丝毫刮蹭的痕迹，总是跟新买的一样。

什么时候用车，都是随叫随到，从不误事。他和他的车归学校总务处管，尽管他跟总务处的一些同事关系不是那么和谐，但他分得清楚：关系归关系，工作归工作，不能因关系影响工作。他从未因此而不服从总务处的领导、管理和派遣，工作真的是无可挑剔。就连总务处对他有看法的人，都不能不肯定他的工作态度和职业素养。

解放前，李司机是蹬三轮车的，生活贫困，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下等人。他的“办公地点”是在马路上。为了生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他风里来雨里去，天天在大街小巷东奔西忙，出溜出溜地钻来钻去。北京城里的大马路小胡同，他几乎跑遍了。他说，无论去哪里，闭着眼睛都能找得到，熟悉得不得了。老北京的地名，他能如数家珍。

哪条街有没有红绿灯，他门儿清。从农场开车进城，打城北小关进入市区，到地处南城琉璃厂附近的师大附中，几乎穿过了整个北京城，他左拐右拐，硬是一个红绿灯都没遇上，转眼的工夫就神奇般地到了学校大门口。

李司机熟悉汽车的性能，开车技术好，甚至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就像骑自行车、蹬三轮儿那样熟练，自如，得心应手。不管路况如何，他掌控着方向盘，如入无人之境，就跟耍杂技似的，开得非常地溜，从未发生过任何的行车事故。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马路上汽车还很少，交通管理也不像现在这样严格。李司机烟瘾大，他从不抽现成的卷烟，觉得劲头儿小，不冲，抽起来不过瘾。只是一根接一根地“卷大炮”抽。开车时间长了，烟瘾上来了，他也不停车，而是边用胳膊肘撑住方向盘，边用两只手麻利地卷大炮，开车、卷大炮两不误。让坐他车的人胆战心惊。

他还好喝个小酒。平时喜欢闷两口，他曾邀请我去地处长椿街北口他家那低矮破旧的小平房里喝过酒。

他开车也随身带着一个别致的小酒壶。出远门，开车特别累了的时候，他要停下车来，喝上几口，驱赶困乏。然后，靠在驾驶室眯上十分钟，醒了接着开车。

这是典型的酒后驾车。在今天这是违法的，被交警发现是要严加惩处的。那个时候并不违法。可坐他车的人确是心惊肉跳的。

三

李司机没有什么文化，认识不了几个大字，从不读书看报。到了五十多岁，原来认识的那几个字，也忘得剩不了几个了。

可他脑子灵，记性好，老辈人常常念叨的那些老掉牙的北京城的逸闻趣事，他是过耳不忘，记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储存了很多很多。一说起来，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有声有色，就像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一样生动。

你别看他没有文化，可他肚子里杂七杂八的笑话可多的是。都知道他是个“乐天派”，成天价是乐呵呵的，是个货真价实的“开心果”。只要有他在场，总是逗大伙儿乐。

开长途车的时候，他常常讲一些乐得让人肚子疼的笑话，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段子”，把困乏驱除得干干净净。他讲的“段子”是“荤素搭配”，荤的素的都有。

比如他说，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早晨上班时，给工人开班前会布置当天的生产任务。工人们正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地聆听主任的训话，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就在这个时候，车间主任一不留神，“卟——”的一声，放了一个脆格盈盈的响屁。工人们听得真儿真儿的，“声源”是谁，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大家面面相觑，心知肚明。可谁也不敢笑，都自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什么声儿也没听见似的。车间主任的一个调皮捣蛋、好开玩笑的徒弟，实在憋不住了，上前一脸严肃地说：

“师傅，您什么时候改了口音了？”

整个会场立刻爆发哄堂大笑，男的笑得前仰后合流眼泪，女工有的都笑得尿了裤子。

有时候，也是一不留神，李师傅还能说出一些饱含哲理的顺口溜来。

比如，说到人生理现象“放屁”，他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

比如，说到他性情直率胆子大，毫无顾忌好“放炮”，说话直来直去，从不藏着掖着，他就自嘲说：

“有屁不放，憋坏五脏；没屁硬挤，损害身体。”

从他嘴里说出的话老是“屁来屁去”的，让人听着感觉是不怎么高雅，挺低俗的。可一琢磨，他说的是话糙理不糙，还真是这个理儿。

过去，李司机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也就算个自由民。他干过多种职业，跟社会上的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社会上的不良习气，他几乎都有所沾染。

就比如平时说话，他满嘴脏话连篇，不带脏字儿不说话。就是说正经事儿，他也是带出很多的零碎儿。遇上不满意的事，或者看着不公的的事，他不能容忍，总是祖宗奶奶地骂骂咧咧的，那嘴是不干不净的就是不饶人。

虽然他的年龄比我大很多，估计得大二十岁吧。但我是学校的领导，是管他的顶头上司，也曾善意地多次劝说过他：

“李师傅，您现在是在学校上班，学校是讲究文明礼貌的地方。你不能像过去在大街上蹬三轮车那样胡咧咧了。周围都是学生，还有一半是半大不小的女孩子，您说话得考虑对学生的影响啊。不能总是嘴上没把门儿的，这样‘出口成脏’影响不好。您这说话带脏字儿的习气，可得改改。”

可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习与性成，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积习难改，哪能一下子就“改邪归正”、“重做新人”啊！一不留神就秃噜出脏字儿来。

不过，后来，当我面的时候，他说话明显地收敛多了。

四

虽然李司机平时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但日常的生活习惯总是邋里邋遢的。我曾提醒他要改一改那些不良习惯，免得出事故。

他还真的是让我给说着了。果不然，就是因为邋遢的生活习惯差点儿惹出大祸。

一个冬天，他在汽车库房里生火取暖，不慎把火炉旁边堆积的杂物引着火了，库房着起了大火。幸亏消防队来得及时，很快把火扑灭了，库房烧毁了三分之一。库房里的汽车倒是完好无损，但这终究还是属于重大责任事故。

原宣武区公安局内保科来人调查事故。汽车库房失火，虽说是无意之中造成的，但还是认定这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说让李司机“跟我们走一趟吧！”

他们要把李司机带走。

我一听，心里紧张了起来，这事儿严重了！不管到公安局关他几天，那也是进过公安局。李司机身上是有不少的毛病，但身上并无什么严重的“污点”。要是真的被公安局带走了，哪怕是在监狱呆一天，也便成为难以抹掉的“污点”，将跟随他终生。他家里有老婆有孩子，这事儿对家人名声，对孩子升学以致就业，恐怕影响巨大。这事儿非同小可，我不能怕担责任而坐视不管。

我赶紧客客气气地把区公安局内保科的干警，请到另外一个办公室，求情说：

“警察同志，这的确是个严重事故，对当事人不能姑息，必须从严处理。这个事故的发生，直接责任人是李司机，我们学校的领导也有责任，是我们管理不严。

“您看，能不能这样：李司机，这人最好别带走，由我来负责批评教育，责令他深刻检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故。我们学校会制定安全整改措施，并及时上报给内保科。这事，我亲自监督落实。

“我想，李司机会接受这次事故的沉痛教训的。假如李司机不长记性，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故的话，不用你们来抓他，我会亲自把他送到你们公安局。

“这次事故，李司机毕竟还是初犯，我看是可关可不关，能不关，最好还是不关。你们可以罚他的款，按照高线，狠狠地罚他，罚他多少，我们学校领导都无异议！让他永远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你们看怎么样？”

区公安局的同志看我的态度很诚恳，也理解了我作为学校主要领导的良苦用心。最终，还是放了李司机的一码，没有关押他。

我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事后，李司机一家人由衷地感激我，说我心善，是活菩萨。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件事过后不久，我就调离附中，到了师大教科所。

五

离开附中十年后，有一次，我偕夫人到深圳讲学。突然，接到我们教科所办公室朱老师的电话，说有附中的李师傅老两口到你家里找你，你们家里没人，就找到了办公室。我说，我在外地。

我让李司机接过电话。我说：

“李师傅，你们怎么也不事先打个电话，看我在不在家。你们两位老人这么大岁数了，腿脚又不是很好，白跑一趟，您看这事闹的。李师傅，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说：

“没什么事。你离开学校时间长了，我想你了。就是想看看你，看看你。”

我回京后，立即让儿子带了两瓶酒代我去看望李司机。问问他究竟有什么事，大老远地来师大找我。

儿子回来说，李司机就是想看看你，感谢你。他说，那年公安局要带走他，你给拦了下来，救了他们全家，他一家人会感激您一辈子。

他对我儿子说：

“赵凯，你爸爸可是个难得的大好人啊！那么年纪轻轻的，才三十出头儿，就当了学校的书记，有本事。他当官不像官，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他爱护职工，为人仗义，敢于担当，大家都乐意在他手底下干活儿。他调走时，大家都挽留他，舍不得他走。像他这样的人不当官，可惜了！”

（2017年2月10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