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好好先生汪广洋怎也难逃一死

原标题： 程万军：好好先生汪广洋怎也难逃一死

本人新作《大明帝局》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且看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两个祖皇帝，为驯化士大夫，下了两盘多大棋。敬请欣赏选节8——

好好先生汪广洋怎也难逃一死

洪武十二年岁末，大明中书省乌云密布。胡惟庸犹如头年的猪，随着新年钟声的即将敲响，生命进入倒计时。

在收官胡惟庸之前，朱元璋做了最后的热身，捏了一个软柿子——右相汪广洋。

和胡惟庸一样，汪广洋生年不详，但却不是寒门子弟。据《汪氏族谱》考证，汪广洋祖上世代为官，祖上汪华为唐越国公，到了祖父汪冠世这一脉，由安徽老家迁徙到江苏高邮，所以汪广洋就成了江苏高邮人。

此人小时候很聪明，也有神童美誉，师从元朝名臣余阙，还未下山就已是远近闻名才子。元末，汪广洋考中进士，但还没得到实职，天下就大乱了。

因为汪广洋在没下山前就已经成名，所以他的出道和前几位丞相不同，不是主动投靠过来的，而是朱元璋慕名请来的。

朱元璋起初重用汪广洋，是刘备对待诸葛亮的期望值。而此时的汪广洋，还颇有些诸葛亮转世味道。史载他“通经史，善篆隶，工诗歌”，跟定朱元璋后，戎马倥偬之时，他常有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其《珠湖隐者篇》则风格豪迈：李白醉暮宫锦袍，倒骑长鲸鞭怒涛。笑歌濯足九江水，睥睨万象轻鸿毛……读他的诗歌，能够感受到金戈铁马的铿锵韵律，令人顿生敬畏之感。

洪武元年，即朱元璋登基后的第一年,“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将他派往山东，安抚新归附的民众，“民甚安之”。这表明汪广洋不仅能打仗，而且还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因其突出业绩，“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明年出参政陕西”。

洪武三年（1370），李善长面临病退，汪广洋被朱元璋任为中书左丞，成为丞相首席助理。

谁知大明建国后，现实残酷起来，此人显出原形。朱元璋方知此人不是诸葛亮，而是白面书生孙乾。汪广洋表面上羽扇纶巾，实质从性情讲却是个纯文人，胆小怕事。为相后一直战战兢兢，凡事不敢做主。

汪广洋为左丞时，搭档是右丞杨宪。虽然左丞是中书省长官首席助理，但汪广洋这个首席却怕次席杨宪。遇事处处避让，甚至违心依从，但是仍然不能免去杨宪的嫉恨。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罪名是“奉母无状”，说汪广洋对老母不孝。我们知道，明代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便是大罪。至于刘炳是否真正掌握了汪广洋对母亲不孝的真凭实据，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汪广洋没有做出有力的辩解，更没有反击。朱元璋严词斥责汪广洋，一拉到底，将其削职为民，放逐还乡。

汪广洋被贬，杨宪没得意多久，就被胡惟庸联合李善长搞掉，朱元璋处死杨宪后，召回汪广洋。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正月，李善长因病告老回家。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便启用汪广洋，拜为右丞相，主持中书省工作。但汪广洋还是一如既往，谨小慎微，事事请示，对朝政从不主动置词，这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以“广洋无所建白，久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

汪广洋被驱逐后，精明强干的胡惟庸被朱元璋安插进入中书省，接任右丞相。洪武十年，升左丞相。同年，为改变胡惟庸一人独相的局面，朱元璋再拜汪广洋为右丞相，以期达到制衡作用。但是汪广洋慑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旧习不改，且变本加厉，迷上了美酒，沉溺诗酒不能自拨，事事调和，随波逐流，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重要公务“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朱元璋很不满意，曾经多次约谈汪广洋，对其进行警告。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汪广洋总想不变应万变，所以仍然我行我素，始终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在朱元璋征求刘伯温谁是丞相合适人选时，也提到了汪广洋，刘伯温对汪广洋的评价是“器量褊浅，比宪不如”。说汪广洋难成大器，格局还不如杨宪。不是当丞相的料。

纵观汪广洋的几起几落，其直接的原因是不作为、当好好先生，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谨小慎微、性格懦弱，以致到了窝窝囊囊地步。其实这种好好先生的本质，还是自私胆小，但求自保。汪广洋采取此种“鸵鸟”策略，也是看透了当时的权力格局。当时朝廷中派系分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势力最大，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派其次，而汪广洋无党无派，势单力孤，不具备跟其他派系抗衡的实力，只能当缩头乌龟，做逍遥派。

可见汪广洋虽然胆小，但却很聪明，是个识时务的人。从昔日与朱元璋相谈甚欢，到后来的“无所建白”，从原来的“屡献忠谋”到后来的“浮沉守位”，从早年的文采风流到后来的以诗酒自保，做了丞相的汪广洋仿佛换了个人一般。

为什么他变了？因为他看出了苗头，朝中风向变了，同事变了，最重要的是皇帝变了。

当年朱元璋未得天下之时，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天下雄才尽入自己彀中，希望天下谋略都为己用。那个时候他尚有容人之雅量，因而汪广洋可以毫无顾忌，侃侃而谈，直抒己见。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打天下的皇帝和坐天下的皇帝有着根本的不同。朱元璋成了一言九鼎的天子，尽管他也号称大帝，但是与从谏如流的李世民相比，则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伴君如伴虎”“言多必失”“沉默是金”，以汪广洋的性格，他的选择必然是沉默。以为自己“好歹不开口”，谁也不能将他怎么地。

事实证明，汪广洋的选择是错误的，不开口这一招对一般暴君或许有效，但对不一般的朱元璋不灵。朱元璋比阎王还难对付，你汪广洋沉默，说明你对我还有所保留，还不是真正的忠心不二；你既然想沉默，那我就砍下你的脑袋，让你永远地沉默！

史料记载，汪广洋越是想逍遥，朱元璋偏不让他逍遥，反复折腾这个可怜文人。二次拜相不久，汪广洋又再次罢相，时隔不长时间，又“复召为左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是监察百官的官。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仅上过惟一一次弹劾他人的奏章。洪武九年，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矛头所向，直指李善长和他的儿子——驸马都尉李祺。他说李善长恃宠而骄，皇帝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还不肯谢罪。

从这个弹劾看，这个汪御史，实在是太有小聪明了。他对现任宰相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横跋扈的种种行为视而不见，却计较已经因病致仕的前任丞相，而且所言似乎也是鸡毛蒜皮、捧不上台面的事，他这样做，既不得罪当权者，又表示了作为姿态，表明他这个左御史大夫的存在。

汪广洋倒台事由“占城入贡事件”。

洪武十二年，说占城国入贡大明，中书省未及时奏闻皇帝，私下就把贡品分了，朱元璋没捞着。得知此事的朱元璋怒不可遏，什么事不让他知道哪行，于是追查责任，胡惟庸装糊涂：不知道啊，礼品这事都归老汪负责。汪广洋有口难辩，被撤职查办。明史记载，朱元璋第三次将汪广洋罢相，先是流放海南，后追加“赐死”。

占有礼品即使罪状成立，也不应该被赐死，顶多被削职为民罢了。 既然如此，朱元璋为什么还要非杀好好先生汪广洋不可呢？

归其宗由，就是因为他要下盘很大的棋。事实上，汪广洋之死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

《明史》对汪广洋之死如是评价：“广洋谨厚自守，亦不能发奸远祸。俱致重谴，不亦大负爰立之初心，而有愧置诸左右之职业也夫？”意思是说，汪广洋希望洁身以求自保，却因没有揭发奸人之罪而遭到重遣。但是，我们把视线放远一点，就会看到，这一切都是朱元璋的精心设计安排——废相局必杀技。

所以汪广洋从任宰相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将来的结局。被杀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被杀的罪名和被杀的时间。

说白了，在朱元璋废相的全盘计划中，汪广洋只是一个小棋子。汪广洋明哲保身，以为可以什么人都不得罪，却首先得罪了朱元璋。在朱元璋看来，既然你不愿意死心塌地充当我的一枚棋子，那我就只好拿你当弃子处理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书省为相期间，汪广洋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说话也不算数，老实的他一直受到杨宪、胡惟庸的排挤、压制，而最后被稀里糊涂地处以极刑，先胡惟庸而去。

在处理汪广洋最后时刻，朱元璋还想利用好好先生一把，希望他揭发胡惟庸罪行，为自己下步对胡惟庸下手做污点证人。史料记载，关于胡惟庸种种恶行，“帝问之，对曰：无有。帝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

面对皇帝的“反正”劝诱，汪广洋不为所动，回答不知道，这使得朱元璋大为恼火，认为汪广洋庇友欺君，将汪广洋贬往广南地区。之后朱元璋又想到汪广洋在江西包庇他人，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阴谋，再下诏书派专人赶至太平，将汪广洋赐死。汪广洋是“前脚才受贬，随后又断头，只因皇上疑，临死不知由。”

耐人寻味的是，汪广洋的身后事，生前自己竟做了妥善安排。

汪府有一随行护卫武士姓陈，朱元璋赐名宜武。陈宜武一直为汪广洋的贴身护卫，实际身份是检校，这个检校就是朱元璋安插在大臣身边的特务，负责侦察在京中官吏的大小之事。这陈宜武虽然是朱元璋的亲信耳目，监察汪广洋的一举一动，但他却与汪广洋包括其家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在汪广洋的极力推荐帮助下，后陈宜武来到登州任知府。仕途乖舛的汪广洋如是安排显露了先见之明，他早已洞察朱元璋的险恶用心，作为“交换条件”暗中托付三个儿子与陈宜武，以避祸于福山县。不久，汪广洋果然出事，隐匿于登州府福山县的汪氏三兄弟，隐姓埋名，得以保全族门。此亦汪家不幸之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