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闯下大祸，周恩来雷霆大怒，大骂家门不幸，毛主席作保才免罪

原标题：他闯下大祸，周恩来雷霆大怒，大骂家门不幸，毛主席作保才免罪

安徽的周氏家族声名较大的有两家，一个是东至周家，一个是肥西周家。

在近代合肥，肥西周家人才辈出，从近代淮军将领周盛传试钟水稻让小站水稻驰名中外，再到新中国的外交部大使周伯萍。

在新中国的肥西周家，最荣耀的大概就是因为周伯萍而续谱到周恩来，安徽的肥西周家和江苏的淮安周家最终走到一起。

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抗战时期入党从事民政工作一直升至粮食部长的周伯萍在1962年跟周恩来续谱之后，1964年直接进入外交部。

但在关于中央高层的记录中，周恩来和周伯萍的私交却甚少，甚至曾经在国务会议上直接雷霆大怒，大骂“周家不幸”。

二手翻译造成的“雅典事件”

1973年3月，由粮食部副部长调到外交部已经工作近十年的周伯萍被委任为我国驻希腊王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为落实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访华事宜，周伯萍于5月7日中午赴希腊外交部与希方联系具体行程安排。

事情结束的时候已是当地下午的13点15分。当周伯萍乘车返回我国使馆时，发现沿途警车、哨卡明显比平常多得多，这说明当天雅典有重要国事或外事活动。

周伯萍就问自己的翻译，翻译也不是很清楚。

回到使馆后，周伯萍要翻译去查一查新送来的请帖。

碰巧那天我使馆一个刚学英语不久的值班人员，一眼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是邀请我国大使于5月8日下午12点到13点30分之间去他们使馆出席国庆招待会的。

捷国驻希腊大使名叫科威克，其署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K”，和科威特国名第一个字母相同，这个值班人员也没看清具体日期就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馆当天的请帖。

就这样，周伯萍和使馆翻译都认为刚才路上见到的就是科威特正在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收到请帖不去参加人家的招待会是外交上的失礼行为。

此时，距13点30分只剩下10分钟了，大家都有点慌了，也未看清请帖上的具体内容，周伯萍连衣服也未来得及换就立即登车赶去。

没有想到，他们竟稀里糊涂地跑进了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当时周伯萍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他握手，匆忙中就连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都没有细看。

其实，当时我国与以色列还没有互相承认，双方根本没有外交关系。

由于在1971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上表决中国代表权议案时，以色列曾投了支持中国“驱蒋纳我”提案的票。

所以，看到周伯萍出现在以色列使馆，在场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当即问周伯萍大使：“大使先生，你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承认以色列？”

当时周伯萍还不知道自己走错了地方，认为这是西方记者的无故寻衅，便简单地将其顶了回去，称自己只是参加国庆的活动。

所谓国庆一次，可以理解为庆贺国家成立的意思，，那位记者还是向美国国内发回了这条消息。

直到第二天中午，周伯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时，罗马尼亚驻希腊大使叫过中国大使馆翻译，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昨天是去了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祝贺国庆。周伯萍大吃一惊，这才明白自己闯下了大祸！

一国大使在所驻国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他的国家。周伯萍在得知真相后，不仅心情沉重，而且有着强烈的负罪感：

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主管外交工作，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直把周恩来作为他们最大的夺权障碍，他们曾一再污蔑说大使中有坏人，并以此为借口攻击周恩来，企图打倒周恩来。

周伯萍这次闯这么大的祸肯定又会被“四人帮”当作口实，揪住不放了。

于是，周伯萍从捷国使馆一回来，就立即决定采取三项补救措施：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中国周伯萍大使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工作上的差错，不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二、立即向国内外交部报告情况，并作初步检查；三、向使馆全体同志如实通报，要求大家接受教训，改进工作。

（震怒中的周恩来）

震怒下的周总理大骂：家门不幸

当时阿拉伯国家都敌视、痛恨以色列，对有关以色列问题特别敏感。尽管周伯萍力图补救，外交部还是把他紧急调回国内。

回到北京，他才知道周恩来已经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说这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

在国务会议上，周恩来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周伯萍只好立即写检讨，报告事件经过，恳请给予严厉处分。

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后，一致认为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周伯萍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让他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继续返希工作。

5月24日， 毛主席看到总理批示同意免予处分的 外交部19日报告，以及所附的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亲笔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我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

这样就把“ 雅典事件”的错误性质，从根本上改变过来了。

总理见到毛主席这一批示后加批：“请 外交部遵照主席批示，估计这次‘ 雅典事件’的性质，并对周伯萍同志的检查，按主席指示给予鼓励。同时要将主席指示在部内进行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改正。”

外交部于26日发出了第三次通报，使“ 雅典事件”得到了彻底解决。

本来，“ 雅典事件”的性质被确认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总理和 外交部都同意，并写入了外交部的通报和报告，是很自然的—— 毛主席予以否定后，让周伯萍深感毛主席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深感是莫大的幸运!

周恩来和周伯萍的关系

周恩来更早的祖籍在江西德安。德安在今共青城附近，靠近鄱阳湖，与瓦屑坝隔湖相望。

1962年12月2日凌晨，时在粮食部工作的肥西人周伯萍（后曾任驻希腊大使）曾在总理办公室和周恩来有过近三个小时的家事长谈。

周伯萍向总理报告了其祖母传下话，周家先祖是江西瓦砾坝烧窑的（这也印证了瓦屑坝为何瓦砾遍地），大房移民合肥西乡，二房迁居淮安的情况。

也就是说，周总理生前是知道他早先的祖籍在江西的。

周恩来和肥西周家巧合的是，合肥西乡的周盛传专任京沽屯田事务并驻守天津期间，率淮军在青县开挖减河，在小站试种水稻，深得当地百姓爱戴，天津至今还有周公祠。

而周恩来90年前自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写下“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天津今有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周伯萍从辈分上还要称呼周恩来一声叔叔。

所以周恩来才会在国务大会上，脱口而出：周家不幸

其实已经说明，周恩来将肥西周家当做自己一家人。

幸好，有毛主席作保，否则按照周恩来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只怕周伯萍此后只能远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