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折：知青下乡与返城

原标题：历史的转折：知青下乡与返城

撰文：金大陆

1968 年 12 月 22 日， 《人民日报》 刊发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从此，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尽管此前确因升学、招工等通道堵塞，城镇毕业生面临如何安置等人口、经济问题，但根本的因素是必须对知识青年 （毕业生） 进行“再教育”。此为“文革”运动的形势和政治路线所决定。至中后期的上海知青史料显示，各地知青的“劳动—生活”普遍处于困顿状态中，且回城的愿望强烈。1978 年 3 月至 1979 年 10 月，邓小平就知青“返城”连续发出三道指令，并强调知青问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而“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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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明研究员就中国知青史研究的课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无论是下乡还是返城，都源于国家发生了大的历史转折。”这是解析知青问题的一把钥匙，因为它没有拘泥于具体过程、事件的是与非，而是将“下去”与“上来”两个改换命运的时段，放在了“历史转折”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联系当下“左”或“右”两路围绕知青问题的争论，少有客观的质疑和驳斥可以摆脱此背景而成立。

《毛泽东年谱》指出，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从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间，有以下两个环节值得注意：

第一，肇始于1968年的知青运动，政治上源于红卫兵运动的式微，理念上源于革命青年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加上当时经济、社会等运行中的实际因素，已有北京、上海的红卫兵在此前提出，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并联络了内蒙古、云南和江西井冈山等地。中央根据全国1966~1968届的近400万城镇中学毕业生，仍因“文革”运动积聚在校的情况，下达了“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据统计，至当年10月中旬，共有21个省区向国务院提出年内有166万人上山下乡的计划，事实上也已有北京、上海（跨省）、辽宁（本省）等70.1万人去了边疆农村。

第二，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是姚文元摘编送呈的。再查《毛泽东年谱》，可发现整个1968年度，大多数通过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报道，所发表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如“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等，以及关于“五七干校”“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批示，也多是由姚文元整理报送的。其中，与毕业生和知识青年相关的有四处：

其一，当年8月16日，姚文元、陈伯达报送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撰写社论稿《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将文中一句“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难道还不该‘奉劝’一下吗？”改为“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一下吗”？

其二，9月3日，毛泽东阅上海市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并批示姚文元：“我写的这个按语，是否妥当，请提到碰头会一议。”毛泽东在按语中说：“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

其三，9月10日，毛泽东将姚文元送审的评论员文稿《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标题，改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并将文中“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改为“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

其四，9月上旬，毛泽东审阅修改姚文元上报的上海市关于“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亲自加写一段话，其中针对“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毛泽东指出：“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综上所述，联系沈国明研究员所提的命题，便可解答中国知青运动发端于1968年的缘由及其性质。那就是从下端来看，确因高校升学、企业招工等通道堵塞，城镇毕业生面临如何安置、社会如何接纳等问题，与人口、经济等相关的实际情况。而从上端来看，恰是“文革”运动的形势和政治路线的指导，所决定的必须对知识青年（毕业生）进行“革命—改造”，即接受“再教育”的主题。再将两个端点联通起来，便可知上端是政治性质的、强势的、主导的。所以，那些力图将知青运动的发动，归因于社会管理的方面，是有失偏颇的。其政治运动的性质才是本质的，因为整个国家背离了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方向，在“革命”和“继续革命”的轨道上强力滑行，已“发生了大的历史转折”。

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知青运动，正是这个“历史转折”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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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历经知青上山下乡的十年运动后，其“返城”的路途又遇到怎样的“历史的转折”呢？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应剖析“文革”运动的中后期，整个知青运动所呈现的形态和境况。

据以上海为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市各区的知青人口数量，均在毛泽东“12·22”指示后达到高位，如黄浦区1969~1970年的下乡人数达42823人；卢湾区29380人；徐汇区34871人；虹口区58252人。自此，上海知青的人口数量走势一路下滑，至1973年到达低位，当年黄浦区下乡人数为6335人；卢湾区3285人；徐汇区8770人；虹口区6174人，均以数倍减缩，呈现明显的“颓势”。当然，此中确有人口比差和政策调整等诸因素，但“社会—家庭—个人”认同和选择的大趋势，是愈加背离了上山下乡的方向。

还有更多调查汇报材料，可以证实各地在乡知青的生存境遇。

据1975年4月上海市“革委会”上报国务院《关于上海下乡知识青年情况的报告》，1968年以来，上海先后有近60万知青奔赴安徽、江西、黑龙江等外省区。其中插队落户30万人，大体上生活自给的约占40％，不能自给的约占60％。在江西，54％的上海知青年收入不到80元；在安徽淮北，生活不能自给的更达80％左右。在云南、贵州，上海插队知青的生活自给程度也很低。同年12月，上海赴云南省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关于西双版纳4个分场所属121个生产队“职工生活状况”的调查，其中31个单位基本有菜吃，55个单位基本以菜汤为主，另35个单位缺油断菜情况严重。再据1976年6月，上海市赴云南知青慰问团对《勐海县上海下乡插队青年的情况调查》，至5月底，尚在队的上海知青有120人（男78人，女42人），其中，一年以上滞留在沪的有33人（男16人，女17人），回沪探亲的有24人（男16人，女8人）。实际在队者只有63人（男44人，女19人）。已经结婚的21人（男10人，女11人），已生育21个小孩，其中12个寄放在上海家长处抚养。这些知青普遍“思想混乱，不安心农业，劳动下降，甚至想回沪、想另找出路等”。

毫无疑问，在乡的上海知青处境，不仅影响上海继续动员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效果，以至在外地接受继续教育的上海知青方面也频频出现问题。如1974年4月，上海市乡办向地区组并马天水反映：上海原计划安排赴江西省插队知青1.75万人，结果只落实近1000人。其中上饶地区计划5000人，只落实700人；井冈山地区计划4000人，只落实73人；抚州地区计划4500人，只落实33人；宜春地区计划4000人，只落实120人。

为此，上海市革委会加大组织动员的力度，各区县、各系统纷纷召开宣讲会、表彰会，甚至多方组织数十万人沿街欢送下乡知青的造势活动。宣传机器也大力开动，据《文汇报》专题报道，至1974年1月的统计，在上海郊区插队的6万多名知青中，已有400多人入党，30多人进入县级领导班子，更多的知青或者参加社队领导团队，或者成为了赤脚医生、广播员、土记者、农技员等。确实，不能否认广大知青中存在一批既有理想，又有能力和劳力的成员，在接受“再教育”中脱颖而出，成为知青群体中的标兵，受到了提拔和任用。同时必须承认，这一来自另一向度的报告，只能说明知青运动在“区域—管理”层面上存在的差异，甚至证实知青在“命运—前途”层面上出现的悬殊，而不能掩盖和替代整个知青群体的生存困境，就此得出或虚假、或浮夸的结论。否则，将很难解答往后的知青“大返城”。

与此同时，因为上海既是“文革”运动的策动地，又是知青人口的重要输出地，且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正是政治、社会、经济三重因素的叠加，促使当政者在知青运动的中后期，面对落户他乡的知青子女们，推出一系列“柔性管理”的措施。如向上海知青所在地选派干部慰问团、给予接受地拖拉机等物资支援和无息贷款、编辑出版青年自学丛书、开办知青函授教育课程、建立小作坊，以及提供资金补助等。这些举措对解决知青的生活困难、缓解知青的精神愁苦，以及求知的渴望、创业的出路等，的确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和帮助，并在全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必须追问的是，上海方面创设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为了继续推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这是当政者政治路线的需要，这是尚在进行中的“文革”主题的需要。所以，当这些手段性的举措与知青持续的生存困惑相碰撞的时候，当这些举措的目的指向与知青的命运选择相违拗的时候，它必然在知青们要“回家”的呼号中，显得绵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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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求得更准确的解答，还是应直接把握沈国明研究员所提出的知青“返城”与“历史转折”的关系。这既要看知青“返城”的发生和进程（仍然以上海的材料为中心），还要看高层决策的机缘和结果。

首先，应该肯定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使中国政治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这是知青问题获得解决的最大的时代背景。然而，作为一种后遗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力量，至1978年2月的第五届人大会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方向仍然被坚持，并强调“今后还会有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恰恰在这个当口，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的谈话时指出：“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正是邓小平所具有的拨乱反正的眼光和胆略，清晰而明确地发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第一道指令。

知青问题关系千家万户，自上而下的消息层层传播，其社会反应极其敏感和迅捷。据上海市乡办同年6月的《情况反映》，当年5月份以来，到外地插队的知青，要求病退回城的人数激增。在闸北区，1月至4月的病退材料平均每月338份，5月份增至968份，6月份仅半个月就达938份。在黄浦区，1月至6月共接收病退材料3586份，其中5月1日至6月15日占总量的一半。全市1月至5月底，共收到病退材料2.3万余份，其中插队者占近80%。同期，黑龙江省逊克县知青办也向县委反映，上海知青波动较大，倾向“返城”。

接着在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同国务院知青办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致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7月19日，华国锋在同胡耀邦谈话时提到知青问题时也表态：“小平讲能不去（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正是有来自邓小平言近旨远的判断和预见，国务院知青办于7月20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的口径是，今后若干年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还应坚持。但是，在政策、做法上要逐步调整。《报告》提出，今后“不再往农村社队安置，不再搞分散插队”等。与此同时，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反映，上海市委针对尚有37万知青安置在外省区，决定“放宽困退、病退条件，对符合规定的，计划在三年内招回十六七万人，分别缓急，逐步安排适当工作”；对继续留队的近十万插队知青，“拟给予三年定期补助，每人每月十元。结婚有了孩子的，另行补助”。

197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既强调“统筹解决”知青的实际问题，又要求“大造上山下乡光荣的舆论”。为此，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举行了多次讨论。华国锋认为：“现在国营农场搞得不好，青年往回跑，一定要把国营农场办好。”纪登奎表示，“一下子不搞上山下乡，反而会造成更大困难。另一方面按老办法也不行。所以，方针要坚持，政策要调整”，并点名批评“上海青年大量搞病退，已经批了三万，还有八万待批，搞不好要出事”。如果说，这是一种坚持所谓“方向”的倾向性意见，那么邓小平则在10月18日的讨论中坚决指出：“现在下乡的路子越走越窄，总得想个办法才行”。李先念表示同意小平的意见，并提出“广开门路”，重申了“四个不满意”的观点（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在此，华、纪与邓、李之间的意见是否存在抵牾呢？在需要改变知青现状的前提下，双方在方向定位和方法选择上确有歧异，且与内在政局判断和道路设定紧密相关。相较之，邓小平的意见更开阔，更顺应民意，更有利于知青问题的彻底解决。所以，邓的意见始终占据主导，这应是邓小平发出的解决知青问题的第二道指令。

无独有偶，就在邓小平重申知青“下乡的路子越走越窄”的当天，远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撰写了《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这封公开信得到974人联名签署，喊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心声，并组织请愿团赴京。这种时空上的共振，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时运”所造就的天地间的呼应，因为中国的“世运”与知青的“命运”，历经“文革”十年的动荡后，已汇聚在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上了。

岁末年初，肇起于云南垦区的风波波及全国，包括上海也发生了知青在市革委会门前请愿的事件。上海市委召开干部会议，根据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精神，提出了“不再搞过去那种到农村去插队的办法”和“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解决知青问题”等措施。同时，受命于赴云南垦区解决知青问题的农垦部副部长赵凡，在现场考察了全面的情况后表态，“知青闹事不好，但事出有因，应实事求是分析，是人民内部矛盾”，“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有理解知青的心情，才能处理好知青问题”，并与云南省第一书记安平生联名向中央报告，建议中央批准分批分期安排知青返城。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同意知青办报送的六条意见，其中除了明确“招工”“顶替”等政策外，第二条明确知青可“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1月28日，云南省“革委会”下达《通知》（后称“云南12条”），告知“不愿意留下的”知青，可通过“病退、困退、顶替、调工”等方式返回原籍。旋即，在云南的外省籍知青大批返回。2月8日，上海市知青办发布《关于妥善解决外地国营农场上海知青问题的几点意见》，表示至1978年底，上海在云南、黑龙江等留场的知青仍有13万人，将于今明两年分期分批通过办理病退、困退、顶替、调工等回城。终于，“大返城”成为了潮流，它事实上促成了知青运动的解体。③大批知青回城后，矛盾转化为就业问题。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强调：“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在具体说到如何处理就业问题、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问题时，邓小平认为，“这些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些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知青运动的性质确实是政治问题（当时，社会上也有种种表态、议论甚至行动，再提知青运动的“大方向”），邓小平的高明和智慧，不仅在于方法上提出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更在原则上坚持了“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这就是说，包括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和解决知青问题的途径，其政治的性质已不再是“再教育”的方向了。在邓小平看来，这正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立足在这个判断上，从邓小平1978年3月主张“城市青年不下乡”，到1979年10月要求扶助“知识青年就业”，是邓小平发出的彻底解决知青问题的第三道指令。

由此可见，从事实和路径上说，是邓小平的这三道指令打开了知青回城的门户。而从本质上说，这正是邓小平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英明之举，将知青返城问题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与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现代化融合为一体，从而得以彻底解决。

（作者授权刊发，注释和小标题略去。原文《知青下乡与返城：凸显历史的转折》，载《探索与争鸣》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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