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飞虎队”第一战：实际上仅击落了4架敌机

“搬家”到昆明

劳克林·柯里将陈纳德的队伍收编为正规军的想法得到了战争部的认可，他们向重庆的驻华军事代表团通报了这一计划。

1941年12月12日，马格鲁德将军给陈纳德发电报，邀请他和飞行员们回到部队。对于志愿航空队而言，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以后就能够通过正常渠道使实力得到加强了。

陈纳德就像一只神经紧张的猫，在凯多机场下令对泰国进行了又一次侦察。在清迈和附近的城镇上空巡航一番后，飞行员报告说，泰国北部没有发现敌机的踪影。

陈纳德还是不放心，他发了一封电报到重庆，请求将部队移至仰光，那里虽然不是最佳部署地点，但总比将所有人员、飞机和补给疯狂地暴露在泰国边境要好。

重庆方面没有回复，于是他再次请求将志愿航空队全员撤出缅甸。这一次他得到了回复，这份命令由蒋介石口授和宋美龄签名，经周至柔将军发来。与以往一样，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地狱天使”中队留在敏加拉洞，其余的队伍撤回中国。

昆明与同古之间的直线距离有700英里，这是世界上最蛮荒的边境线之一。一组精干的工作人员在12月17日搭乘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翻越群山，先期抵达昆明，这是撤离的第一步。第二天，另外3架飞机载着总部的职员和足够使用两周的弹药、氧气瓶和补给品出发。

“熊猫”中队分两步完成这次飞行，他们中途在腊戍机场加了一次油；“亚当和夏娃”中队沿着铁路线飞到腊戍，随后向东北飞去，为了避开高耸的群峰，他们一直保持在21000英尺的高度。

在空中发现昆明并不难，滚滚的浓烟正从城中升起。几个小时前，日军的8至10架中型轰炸机袭击了这里。

它们是川崎公司的Ki-48型“九九”式双引擎轰炸机，隶属于驻越南的第21飞行团。这些轰炸机由一定数量的中岛“九七”式战斗机护航，这种战斗机装备了副油箱，航程达到750英里。

弗里茨·沃尔夫描述当时的情景说：“街道上全是尸体，中国人……在街上走着，收拾着尸骸，把他们安顿好。”

地勤人员的旅途更加艰难。12月20日，8辆卡车和2辆轿车离开凯多机场，开赴曼德勒，第二天又有一队人出发。其中包括大部分地勤人员、全部重型补给品和数量可观的走私货物。弯弯曲曲的山路耗费了他们两周的时间。

“现在他们来了”

4名飞行员负责在抵达中国的第一晚进行警戒：陈纳德说，如果日军在前一天袭击了昆明，那么他们很可能在第二天再来一遍。

但直到12月20日周六早上的9点30分，防空警报系统才报告说有10架轰炸机从越南边境进入云南。

巫家坝机场上竖起了黄色警备旗，陈纳德迅速冲向设在墓地里的指挥掩体，从那里可以俯瞰整座机场。

无线电通信员唐·惠尔普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潮湿阴暗的掩体里……陈纳德、中文翻译、电报操作员和其他中方人员聚在一起……追踪敌机的报告不断地从防空警报网送来，我一直观察着陈纳德的脸。

开远市发现巨大的飞机引擎声。’听到消息的陈纳德紧紧地抿着嘴巴，从卡其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了烟斗。我知道他很紧张，这从他装烟丝的动作中就能看出来。又有报告传了进来：‘不明数量的飞机越过华宁，朝西北飞去。’”

机场上发射了红色信号弹，16架“战斧”战斗机立刻从跑道上起飞升空。这是“亚当和夏娃”中队，他们爬升到15000英尺的高度，然后向东南飞去。

作为攻击的执行者，桑德尔指挥的这个中队沿着昆明到宜良的铁路潜行50英里，准备给沿铁路进犯的日机以迎头痛击。

“一旦升空，你就会发现天空实在是宽广得离谱，”吉姆·克罗斯这样描述他的第一次战斗飞行，“对方不用耍什么花招，你都可能错过整个轰炸机编队，即便它们只偏离了航线几英里……天空中十分寒冷，我的挡风玻璃上已经结霜了。”

纽柯克的第2中队负责提供掩护。4架“熊猫”中队的战斗机在机场上空盘旋，另外4架爬升至15000英尺的高度，接着向西北飞去。

纽柯克亲自指挥出击的4架飞机。在起飞10分钟后，他就惊奇地发现，在前方8英里、海拔13000英尺的空中有一队双引擎轰炸机朝自己飞来。

入侵的飞机排成复合的“V”形阵，4架飞机在前方呈钻石菱形，3架飞机呈“V”字形分布在左后方，另外3架在右后方。

这是从河内袭来的第21飞行团，它们是第一拨攻击者，也没有战斗机护航。后来有幸存的日本飞行员回忆称，这支队伍是一枚“弃子”，是用来牺牲的，它的任务就是引诱并歼灭敌军战斗机，指挥官是藤井达治郎上尉。

在指挥部里，惠尔普利听到“熊猫”中队的飞行员在无线电里争论着对方究竟是不是敌机：

“现在他们来了。”

“那不可能是日本人。”

“怎么不可能？你看看飞机上的红色圆球！”

事实上，藤井上尉遵循着日军经常使用的战术，即盘旋在目标上空，然后从远端冲向目标。4架“熊猫”中队的战斗机背对太阳，对日机展开攻势，他们在很远的距离外开火，甚至超出了机首大口径机枪的射程范围。

日机收窄阵形，转向东方，抛下炸弹后就逃跑了。由于机身变轻的缘故，这些轰炸机飞得几乎和“战斧”一样快。纽柯克并未追击，而是带领队伍返回巫家坝机场。

与此同时，藤井上尉的机队在昆明以南盘旋。桑德尔在16000英尺的空中发现了这些正向他飞来的轰炸机，他在战斗报告中记录道：“（这些飞机都是）单尾翼、铝制结构，机翼末端和机身上有红太阳图案，整体采用暗灰色涂装。”

他命令两架战斗机爬升至高点进行警戒，以提防对方战斗机，其余飞机以4架为一组，两组利用阳光的掩护俯冲攻击日本轰炸机，剩下的一组随时待命。

桑德尔并不受人拥护，在初战的兴奋中，队员们把他的指示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陈纳德在凯多机场的授课内容也被忽略了。

鲍勃·利特尔从云中俯冲到日机下方，然后从下往上攻击，因为它们的机腹看上去像是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和利特尔同一组的查理·邦德则决定从上往下俯冲攻击。日本轰炸机仍然采用密集阵形。

当“战斧”战斗机袭来时，每架日机都降下一只“垃圾箱”——一个用铰链连接的平台，一名射手俯卧在上面操纵机枪。日本轰炸机通过这种方式保护它们的正后方，但这样会使飞行速度大打折扣。

邦德把子弹上了膛。他猛拉了一下座位两旁的“T”字形手柄，将子弹装进两翼的机枪中，然后推动操控面板上的手柄，为飞机前端的大口径机枪装弹。

他打开反射式瞄准器，那是一个带瞄准点的圆圈，从飞行员的视角来看，仿佛悬在他和敌机之间的半空中。邦德掀起控制杆上的翻盖，全部机枪都已准备就绪。

开火的按钮就在控制杆上，邦德用戴着手套的双手紧紧抓住杆子。“我翻滚了一下，然后向下俯冲，”邦德在日记中写道，“距离最近的一架轰炸机进入了我的瞄准器视野范围，我按下控制杆上的按钮。

该死，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赶紧检查了一下开关，原来我过于兴奋地检查了一遍又一遍，不知不觉中竟把它关掉了……我把飞机急剧下压，随后又爬回高点准备再次进攻……这回所有机枪都开火了，我可以看到曳光弹打进了轰炸机的机身。

在最后时刻，我又下压脱离敌阵……我重复着这种进攻方式，两架轰炸机开始掉队，冒出黑烟。”

弗里茨·沃尔夫也在攻击梯队中，他不久之后就在一本面向男性读者的航空杂志中谈到了这场战斗：“我瞄准的是右边小‘V’字形外侧的那架轰炸机。

我俯冲到它下方，接着从下往上冲……距离500码时，我用飞机上所有的机枪打出一组连射。对于在轰炸机尾部操纵机枪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我看到子弹打进他的身体，把他撕成了碎片……在距离100码时，我打出一串长连射，子弹钻进了日机的引擎和油箱，它的一只机翼弯折起来，引擎被扯到空中，整架飞机突然凌空爆炸。我赶紧向后拉杆，避开爆炸……”

“我俯冲着开始另一次攻击，这次我瞄准外侧小‘V’字形靠里面的那架飞机。我向下急速俯冲，在同一水平高度和那架轰炸机形成直线……我可以看到它尾部的机枪手在向我射击，但那些子弹一颗都没有命中。在距离50码时，我打出一串长连射……轰炸机爆炸了，这次我离它实在太近，仅仅以几英寸的距离躲过了这口向下急坠的火焰棺材。”

与沃尔夫一道发起攻击的还有吉姆·克罗斯，他后来也向一本战时的杂志描述过这场战斗：“那架日本飞机刚好就在我的正前方，我甚至可以看到阳光在尾翼机枪手的护目镜上闪耀……我下意识地按下按钮，打出一串子弹。

头顶上方的天空中交织着一道道火力，就像发光的缎带一样。我等了一下，直到敌机的引擎进入瞄准镜范围才再次开火……每小时500英里的速度真是快得惊人，我刹那间就飞越了那架轰炸机，但我看见曳光弹打进了敌机……当时情况颇为混乱，艾利森引擎的轰鸣声把枪声掩盖得无影无踪。”

预备队由前陆军战斗机飞行员埃德·莱博尔特指挥。乔·罗斯伯特驾驶僚机，他是一名来自费城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这名矮壮的飞行员称双方就像“一群拥挤飞舞的蜜蜂，奇怪的是，在距离如此接近的情况下，这些飞机并没有撞到一起”。

莱博尔特发出了进攻的信号，罗斯伯特回忆说：“我全身绷紧，跟着他俯冲下去，我感觉脸上的皱纹受到了奇怪的扭力。

随着殿后的轰炸机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和埃德几乎同时按下了开火按钮。我们向下俯冲飞走，只看见碎片飞过身旁。当我们再次爬升进攻时，天空中只剩下6架轰炸机。

埃德被其他飞机围住了，我没等他出来就开始了第二轮攻击。我用一串短连射击中了一架轰炸机，然后俯冲脱离敌阵。”

“熊猫”中队的埃迪·雷克托也加入了这场“免费的盛宴”。当天他正好休假，在两个中队起飞后不久，杰克·纽柯克的飞机就返航了，机枪的枪膛中发出“呜呜”的鸣叫声——这是开过枪的证据。（枪口在平时都被封上，防止灰尘和水进入枪膛。）

一组地勤人员正在检修雷克托的飞机，但雷克托冲上去大喊：“赶紧把飞机整流罩给我盖上！”他们开始收拾飞机，雷克托则绑上降落伞，爬进座舱。他从跑道上滑行起飞，并为前方翻涌的云彩所震撼。

“我发动了那架P-40战斗机，升空追赶他们，”雷克托在多年之后一边向笔者回忆，一边用手比画着，展示他的飞机、日本飞机和正实施攻击的“战斧”战斗机的状态，“我看见了正在进攻的8架战斗机。它们就像这样爬升，然后射击，当时的情景看上去真是十分诡异。”

雷克托记起了他在海军接受的射击训练和陈纳德在凯多机场的授课内容。他爬升到高点，然后在一架敌机后面进行了一次长距离的俯冲：

“我冲下来，就在这架日本飞机的射手后面……我追着他跑。瞄准目标后，我看着一梭子弹打到他身上，然后我大叫，为什么他没有被打爆？后来我才搞清楚状况，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那名射手的整个下颚都被子弹打掉了。这时我靠近了那架轰炸机，我可以看见飞机上的铆钉和迷彩涂装，我知道刚才的射击偏离了几英寸……”

“我拉起飞机，向后望去，那架轰炸机起火了，我都可以看见火焰了。但它仍然保持在队列中，我准备发动第二次进攻，忽然就看见整个敌阵在爬升，而它渐渐下降……就让它像这样燃烧殆尽吧，最好全都烧成灰烬！”

“接下来，我又发起了一轮进攻。我冲进敌阵，但发现飞机上只有一挺点30口径的机枪在开火。我一直紧咬在敌机的身后，一次又一次地拉动手柄，让机枪射击了三四秒。在此之后，我只能脱离战斗，等待枪管冷却，它们都因过热而无法射击。”

日本人损失25%，就不敢再来

一般认为，志愿航空队在它的第一场战斗中击落了9架日本轰炸机，但实际上只有4架：弗里茨·沃尔夫击落了2架，埃迪·雷克托击落了1架，艾纳·迈克森击落了1架。

弄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12月20日的这场宜良空战是少数可以由地面观察站确认战果的战斗，日军记录也证实他们损失了4架轰炸机。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右侧的3架轰炸机由船本茂中尉指挥，志愿航空队几乎用上了全部火力，一次又一次地攻击它们，3架轰炸机全部被击落。每架中弹起火的轰炸机都承受了两三架美国飞机发射的机枪子弹，巨大的火焰和滚滚的浓烟使这些美国飞行员肾上腺素飙升、肌肉收缩、视野变窄。每个人在脱离战场时都相信自己单独击落了敌机，这是可以理解的错误。

12月20日中午11点25分，“战斧”飞机脱离战场后，中方的一座地面监听站报告称空中只剩下7架轰炸机，这证实了日军方面的记录。

剩下的几架飞机也全部遭受重创，幸存者铃木五一在1992年回忆说：“战斗持续了约30分钟……幸亏我们的飞机油箱有橡胶保护层，没有着火引燃飞机上的炸弹。

我们共有7架飞机成功回到了基地，但很多飞机都被打得稀烂，连起落架都无法降下。有的飞机只能用一个起落架降落，有的则只能用机腹迫降。7架飞机全都成功降落，但每一架都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我的飞机上也有大约30个弹孔。”

几天后，中方报告称第四架轰炸机在降落河内前就凌空爆炸了。经飞行员们投票决定，所有参加战斗的人共同分享战果，包括第1中队的14位飞行员和第2中队的埃迪·雷克托。

日本历史学家认为，有三架轰炸机是在空战中被击落的，第四架是在河内的嘉林机场迫降时坠毁的。3架轰炸机被击落，7架受损，14人被击毙——这是日本空军在侵华战争开始后从未有过的惨重损失。

在凯多机场的柚木教室里，陈纳德曾向飞行员们保证，如果日本人遭受25%的损失，他们就不敢再来。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第21飞行团此后再也没有进犯昆明。

志愿航空队付出的代价是损失了一架战斗机。返回巫家坝机场时，埃迪·雷克托的飞机耗尽了燃油，他只好在一片菜地里用机腹迫降。

降落后的雷克托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把飞机上的机枪和弹药拆卸下来，他在附近找到了一座监听站，罗杰·施雷弗勒正在那里操作。第二天，雷克托带上他的机枪，搭乘一辆中国军队的卡车返回昆明。

得名“飞虎队”

昆明人民在忍受了日军轰炸超过一年后，终于挺直了腰身，他们奔向机场，向志愿航空队表示感谢。乔·罗斯伯特回忆当时的祝捷情况说：“我们很快就听到人们涌向机场的喧嚣声，一大群人出现在入口处。

市长带领着成百上千的群众走来，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带着一些礼物。我们排成队列，聆听市长的演讲……有着可爱脸蛋和漂亮刘海的小姑娘们走上前来，在我们的脖子上围上紫色丝巾，还为我们献上鲜花。”

陈纳德就没有那么高兴了，他批评杰克·纽柯克“头脑发热”。桑德尔和陈纳德一样不高兴，他手下的队员们不听指挥，四散乱跑，预备队也陷入混战当中。唐·惠尔普利回忆道：“老头子显得垂头丧气，但……他并没有说什么。

相反，他让队员们坐下来，就像慈祥的家长一样，分析他们战斗中的错误。他在会议结束时说：‘伙计们，下一次把他们全都打下来。’”

由于时差的原因，美国报纸在12月21日也就是第二天早上才报道了这场战斗。在满世界都是大规模作战的当时，云南上空的战斗不过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纽约时报》把它放到了第27版。

但《时代周刊》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从中看到了更多东西。作为一位大众新闻业的天才，卢斯出生在中国，他认定美国在中国有着使命和任务，这种想法在他1941年的访华旅程中得到了强化。

他的向导正是陈纳德在重庆认识的朋友西奥多·怀特。卢斯返回纽约时带上了怀特，让他担任《时代周刊》东亚版的编辑。

这是一次天才、动力与事件的完美结合，怀特对志愿航空队的背景了如指掌，卢斯则掌握着足够用来报道事件的版面，而且他们还为志愿航空队起了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

他们选定的标题是《嗜血群虎》（Blood for the Tigers），这篇文章介绍了日军对倒霉的中国进行了三年狂轰滥炸，直到“身材瘦削、性格顽强而又沉默寡言的克莱尔·L·陈纳德上校”招募了一批美国飞行员，并把他们带到亚洲。

“上周，10架日本轰炸机大摇大摆地窜进云南，直扑滇缅公路的终点站昆明。在昆明以南30英里处，飞虎队对他们实施了突袭，让日本人大吃苦头。10架轰炸机当中……有4架燃烧着在地面上坠毁，其余几架夹着尾巴逃跑了。飞虎队伤亡：零。”

“飞虎队”！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想象，但灵感究竟从何而来？这要归功于志愿航空队的“华盛顿中队”，这个名号是大卫·科克伦、奎恩·肖内西、怀迪·威劳尔和比尔·扬曼自封的。

几个月前，这群在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工作的人请求华特·迪士尼的工作室设计一枚徽章。“龙”本应是最合适的选择——飞龙既象征着中国，也表明了空军的身份。

但大卫·科克伦建议用老虎代替龙，这个建议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另一种说法是宋子文提出了这一建议。）设计要求被发送至好莱坞，迪士尼的两位员工罗伊·威廉姆斯和亨利·波特在10月设计出了草图：一只卡通化的孟加拉虎背插双翅，亮出爪子，从代表胜利的“V”字形图案上起跳。

本文摘选自《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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