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辛亥革命志士姚宏业投江自尽竟是在这一天（一）

本文摘要：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姚宏业投江殉国及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日期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根据新发现的相关史料进行论证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为史学界长期以来就上述两个问题的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姚宏业(1881-1906)，字剑生，竞生

1906年5月，革命党人禹之谟、宁调元等组织长沙万余名学生，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于岳麓山。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四号的《本会总记》中称此举为“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然而，一百多年来，对于这一“惊天动地”之事发生的时间和此次被公葬者之一的姚宏业的投江殉国日期，史学界却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这对于深入推进研究湖南辛亥革命史和姚宏业及其相关人物研究均不无影响。

据笔者查考，迄今为止，精确到日的姚宏业投江日期主要有五种说法：一是3月3日说（见之于朱发建编《慷慨三湘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3月7日说（见之于杨建宏编著的《铁血共和 辛亥长沙风云》，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三是3月27日说，四是4月6日说。五是5月6日说（见之于汉叔《姚烈士洪业传》一文，载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中华书局1950年版）。以上各说，明显错误的有三种：3月3日说将阴历用作阳历，即将3月27日说征引的姚宏业《遗书》中所署“三月二日灯下书”误成为阳历“3月2日”，因有“3月3日蹈黄浦江而死”之结论；而3月7日说则为误将3月7日作为清明日。至5月6日说，则明显晚于宋教仁1906年4月22日之日记所记“闻知姚剑生在上海蹈江而死”，因而亦不足为信。因此，上述三说均可排除。而剩下的3月27日说和4月6日说则均持之有据，辨之有理，倘无新的史料佐证，一时确实令人难以取舍。

此外，关于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日期，精确到日的说法主要有四种：即5月23日说、5月29日说、6月10日说和7月11日说。

鉴于上述两个日期问题具有紧密的关联性，笔者在此文中将重点对姚宏业投江殉国日期进行考论，而对于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日期问题只是顺便兼及。

长沙岳麓山陈天华、姚宏业合葬墓

据笔者查考，对3月27日说进行过考订的学者主要有二，一为郭世佑，一为刘泱泱。下面分别介绍其相关论述：

1983年，郭世佑在《关于姚宏业的生卒日期》一文中认为：“一九八二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姚宏业’(第五五六页)条中,称姚氏生年为一八八七年。此说不确。据《姚氏下梅塘支谱》卷二第二十六页载,姚宏业生于一八八一年。关于姚宏业自沉黄浦江的日期,《词典》述为‘一九0六年四月’，有的史书还作是年五月六日(《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确切。据姚氏族谱详细记载，姚宏业蹈江日期为‘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三日卯时’,亦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姚宏业《遗书》（载《姚氏下梅塘支谱》卷十五）中亦署为‘中历三月二日灯下书’（详见下图），据此亦可推断其死期为农历三月三日,亦即公历三月二十七日。”此外，在其《辛亥革命志士姚宏业和他的〈遗书〉》一文中，郭世佑再次指出：“姚宏业一时悲愤难遏,竟于三月二十六日晚疾草《遗书》数千言,次日清晨投黄浦江而死。”

来源：《益阳文史资料》第3辑

1991年，刘泱泱先生在《师生战友——黄兴与姚洪[宏]业》一文中，特就姚洪业投黄浦江自戕日期问题作了考订：“姚洪[宏]业殉国日期，各资料记载有异。主要有三说：一、汉叔《姚烈士洪[宏]业传》记为‘黄帝四千六百另四年四月十三日’。此日期如系阴历，则公历为5月6日，显属错误。因《宋教仁日记》早在4月22日就已记载在东京‘闻知姚剑生在上海蹈江而死’事；如属公历，则阴历为三月二十日，对照以下二说，亦嫌过迟。二、宁调元《清明日忆亡友姚竞生》诗注云：‘至清明日，遽捐躯黄江。’该年清明为阴历三月十三日，公历4月6日。三、孙家杰《益阳之胜地与名人》姚传记为‘三月初三日’。姚《绝命书》署为‘中历三月二日灯下书’，次日蹈江。三月初三日公历为3月27日。本文采用第三说。”这样，刘泱泱先生也以“姚传记为‘三月初三日’”为据而主3月27日说。

由于3月27日说所征引的史料来自于有关姚宏业的年谱及其所附姚宏业的遗书，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因而此说遂被广大学者所采用。梁小进、杨锡贵所著《长沙历史风云》（1997年），刘金春主编的《岳麓风景名胜》（1998年），国家民政部主编的《中华著名烈士》（2000年），张清所著《百年百日》（2001年），周秋光、莫志斌主编的《湖南教育史》（2008年），田伏隆主编的《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2009年），王邦杰、王卫方主编的《湖南古今名胜词典》（2010年），万里主编的《湖湘文化辞典》（2011年）刘丽珍、陈胸怀主编的《岳麓山寻古探微》（2015年）等众多著作以及臧筱春论文《姚宏业和中国公学》（《档案时空》1988年第3期）、岑生平论文《一腔热血化碧波——记姚宏业》（《湘潮》2002年第5期）中，对于姚宏业投江自尽的日期均采用3月27日说。

至于4月6日说，则主要见之于一些时人和学者的著述。

宁调元1907年《清明日忆亡友姚竞生》诗序云：“至清明日，遽捐躯黄江。”1906年清明为阴历三月十三日，即公历4月6日。

宁调元（1883－1913）

1906年读了姚宏业遗书而大为感动、主动投考中国公学，后又为该校校长的胡适于1929年《中国公学校史》一文中说：“干事姚宏业先生激于义愤，遂于四月六日投江自杀，以身殉学校，遗书数千言，说：‘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

1988年杨天石、曾景忠编《宁调元集》所附《宁调元师友要录》说：“姚宏业(1887—1906)，字竞生，湖南益阳人，长沙明德学堂学生。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因反对日本政府限制中国留学生的《取缔规则》，愤而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同年4月6日(清明节)，因中国公学经费不继等故，愤而投黄浦江死。”

1989年，周富道、马宣伟《熊克武传》中谈及熊克武1906年与姚宏业一起筹办中国公学时说：“筹办组成员姚宏业，不忍中国留学生苦心筹建的‘中国公学’就此夭折，而遭人耻笑，遂于1906年4月6日愤然投黄浦江自杀。”

2003年，陈希亮在《安徽史学》第1期发表《姚宏业投江日期考订》一文，通过征引1907年1月《汉帜》第一期上《伤姚宏业烈士》一诗中“烈士死之先一日，曾至友人某处诀别，是值寒食节”之自注、中国公学1925年6月订立的《修学章程》中关于“姚宏业殉学纪念日（阴历三月十三日）”之规定、胡适《四十自述》中“（姚宏业）遂于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杀”之话语以及宋教仁日记中之相关记载等史料，最后得出结论：“5月6日说肯定是错误的，3月27日说似乎太早了一点，只有4月6日说比较符合事实。” 对于3月27日说，陈希亮也提出过质疑：《近代史资料》 总69号上所载之《姚烈士宏业遗书》中未发现有署明的日期，因此《姚氏下梅塘支谱》中所引日期是否为遗书中所原有尚存疑，即便有，比较准确的记法应该是“三月初二日”而不是“三月二日”，何况姚氏族谱刊刻于1915年，由于时间相隔较久，“三月三日”很可能是“三月十三日”之误，因此，他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族谱断定姚宏业死于3月27日是缺乏说服力的。”

2010年，陈希亮又在《近代中国》第20辑发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日期补证——兼考姚宏业生年卒日》一文，再次论述：“根据中国公学档案及胡适、宁调元、郑孝胥等当事人的记述，4月6日说当无疑义。”

2011年，由严昌洪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一书中，对姚宏业投江日期也有考辨，其1906年度的条目中记载：“4月6日(三月十三日) 湖南归国留日学生姚宏业因办理中国公学之事，遭遇阻扼，愤而自沉黄浦江。”接着，该书又登载了《岭东日报》1906年4月24－25日刊载姚宏业的遗书全文和以中国公学学生之名为之所加按语（其中有姚宏业“自清明日未归”之语）以及胡适于1908年5月至9月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姚烈士传》中关于姚氏蹈江前后之经过（“姚烈士主意打定了，便在三月十一日那晚，写了一封遗书”，“姚烈士把遗书写好，过了一天，便是三月十三日。这一日便是姚烈士殉国投江的大纪念日了。”），最后说：“今引《岭东日报》及《竞业旬报》史料，可知姚氏当在4月6日晚至7天后尸体被发现中的某个时间自杀，纪念日定于是年清明，确有凭据。”

胡适(1891-1962)

4月6日说，由于出自一些时人和学者的著述，可信度也较高，因而亦被一些学者所采信。夏东元主编《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1995年），王渔、王砚平著《伟人之初 林伯渠》（1996年），黎跃进等著《湖南20世纪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与超越》（2006年），陈书良《辛亥前夜的细节长沙》（2011年），郭汉民编《湖南辛亥革命人物传略》（2011年），邵盈午编《民国范儿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2012年），落尘著《民国的气质》（2012年），冯资荣、何培香编著《邓中夏年谱》（2014年）等著作以及禹坚白《湖南各界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日期考》（《益阳市文史资料》第13辑）和《关于公葬陈天华、姚宏业日期的再订正》（《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3年第1期）等论文中，关于姚宏业的投江日期均采用4月6日说。（未完待续）

中国公学发起人合影，姚宏业为后排左起第二人